刘章虽在诛灭诸吕之役中功居首位,却因意图拥立其兄齐王刘襄为帝,触犯新君汉文帝之忌,终被疏远,郁郁而终。

刘章者,高祖刘邦之孙,齐悼惠王刘肥次子。刘肥虽为高祖微时外妇所生,然高祖既定天下,不以私嫌废骨肉,封以七十余城,为诸侯最富。及吕后临朝称制,刘肥曲意承顺,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,方得保全宗祀。刘章年二十,气力过人,性刚烈,每念宗室见抑于外戚,常怀愤懑。
尝于高后二年宫中宴饮,吕后命章为酒吏。章请以军法行酒,后许之。俄而吕氏族人醉而逃席,章追斩之,还报曰:“某违令,臣已按军法斩之。”吕后愕然,然前已许其执军法,竟无以罪之。自此诸吕惮其威,朝臣亦多阴附刘氏。此事若非刘章胆略超群,安能于虎狼之廷,以一杯酒为刃,破吕氏之胆?正所谓“猛虎在柙,一怒而百兽伏”,其势已成矣。
及吕后崩,诸吕欲专国柄。陈平、周勃虽老谋深算,然无兵权,难成大事。刘章密遣使告其兄齐王刘襄举兵西向,自为内应。遂与周勃合谋,夺北军符节,尽诛诸吕,迎代王恒即位,是为汉文帝。论功行赏,文帝初许封刘章为赵王,然未几闻其本意在推刘襄登极,心遂忌之。
帝王之术,最忌“挟功邀立”。昔张良佐高祖定天下,功成即辟谷学道,避世黄庭;吕洞宾弃官入终南,只因看破“功名如露电”。刘章不知退藏于密,反以宗室之亲、诛吕之功,图谋大位,岂非自蹈危地?
文帝乃改封章为城阳王,徙居莒县。章志不得伸,兄不得立,己不得赵,三年而卒,年仅二十余。史载“悒悒不得志”,实非虚言。观其一生,如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也。”彼若效张三丰之隐逸,或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后归于清虚,或可全身远祸。惜乎血气方刚,志在九鼎,终为新主所疑。
太史公有言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高鸟尽,良弓藏。”刘章之悲,非独其时之局,亦千古功臣之通患。然其奋不顾身,扶刘氏于将倾,使汉祚不坠于吕氏之手,此功不可没也。后人读史至此,当思:功业虽伟,若不知止,终成悲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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