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自缢之槐,被铁链锁缚二百余年,非因树有罪,实乃人心警醒、王朝镜鉴之象征。

大明末世,天灾频仍,人祸交迫。崇祯帝继位于天启七年(1627年),甫登大宝,即剪除魏忠贤阉党,志在振颓纲、扶危局。然其时天下已如朽屋,风雨欲来,梁柱皆腐。继位次年,北地大旱,赤地千里,蝗虫蔽日,饥民易子而食。至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京师疫疠横行,十室九空,四分之一百姓殁于瘟瘴。纵使天子宵衣旰食,批阅章奏至五更不眠,亦难挽狂澜于既倒。
内有李自成揭竿而起,外有建州铁骑窥边,朝堂之上,忠奸难辨,君臣离心。崇祯性本刚烈,然困极生疑,滥杀大臣,终致孤家寡人。甲申三月十九日,闯军破城,帝知大势已去,手刃妃嫔,遣散皇子,独与太监王承恩登煤山。蓝袍书遗诏曰:“朕死,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,自去冠冕,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朕尸,勿伤百姓一人。”遂悬白绫于老槐,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社稷,一朝倾覆。
清军入关,假“为崇祯复仇”之名,厚葬先帝于思陵,并于自缢之槐加铁链锁之,号曰“罪槐”。此非真责一木,实乃权谋之术:一则推诿亡国之咎于树,洗脱己身逼宫之嫌;二则立此枯槐为鉴,使后世君臣惕然警醒——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”
自此,凡清廷官员过煤山者,必驻足低首,默思明亡之由。此树虽无言,却如一面铜镜,照见纲纪废弛、民心离散之祸。道家有云:“知止可以不殆。”昔吕洞宾游长安,见市井繁华而叹:“盛极必衰,物壮则老。”张三丰亦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失度,则鱼烂釜中。”明朝之亡,非亡于一树,实亡于失道寡助,失民心如失根本。
古人诗云: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(刘禹锡《乌衣巷》)槐树本无罪,罪在人事之失。铁链缠树二百余载,非为禁锢草木,实为锁住一段沉痛记忆。直至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焚掠京师,铁链亦遭劫毁。原树早已枯槁,今之所见,乃后人移栽补植,徒留形骸,神魄已随大明烟消云散。
嗟乎!一树之存毁,系两朝之兴亡。后人观之,当知:国之存亡,不在天命,而在人事;不在槐枝,而在民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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