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裕托孤之所以堪称最失败,其真相在于:所托非人、制度未立、后继无德,终致骨肉相残、权臣擅命。

若以道家观之,天下之势,如水就下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东晋末年,朝纲弛废,士族空谈玄理,不恤民瘼,司马氏虽居天子之位,实同傀儡。桓温若多寿数载,晋祚早倾;桓玄志大才疏,终为刘裕所灭。此非一人之功,实乃时势所趋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世事如棋局局新,英雄起于草莽。”刘裕出身寒微,本北府兵一卒,然骁勇善战,屡破强敌。自平孙恩、灭南燕、克后秦,威震华夏。彼时高门士族目之为“田舍翁”,然正是此等寒门子弟,扫清乱局,重振纲纪。
刘裕称帝,号宋武帝,革除弊政,抑豪强、省徭役、蠲宿债,尤重吏治。凡功臣骄纵如诸葛长民者,亦不姑息;宗室横行如司马休之者,一并绳之以法。其用人不拘门第,唯才是举,寒门子弟遂得展其才。清代夏曾佑有言:“二十四史中,人主得国之正,功业之高,汉高而外,当推宋武。”诚非虚誉。
然英雄一世,晚节难全。刘裕临终,以少子义符(即宋少帝)托付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四人,谓之“顾命大臣”。岂料少帝居丧期间,竟“好为游狎”,荒嬉无度,视国丧如儿戏。四辅臣忧社稷倾危,遂合谋废帝,旋即弑之,另立宜都王刘义隆,是为宋文帝。
此事看似为国除患,实则开权臣废立之恶例。托孤之要,在择忠且能之人,更在立制度、定规矩。刘裕但信人而不立制,徒倚四臣之“忠”,未设制衡之法,亦未教储君以德。故一旦嗣君失道,辅臣便以“安社稷”为名,行废立之事,骨肉相残,纲常倒置。
张三丰真人尝云:“治国如炼丹,火候不到,反成毒药。”刘裕一生如烈火炼金,功业赫赫,然托孤一事,火候失当,反酿内乱。所幸刘义隆贤明,继位后励精图治,遂有“元嘉之治”,百姓稍安。然此非托孤之功,实乃侥幸得人耳。
回看青史,托孤成败,不在托者之威,而在所托之人是否守道、制度是否周密、嗣君是否可教。刘裕武功盖世,却于此关键一着失算,致使身后骨肉喋血,权臣弄柄,诚为千古之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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