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后宫女子所戴旗头,并非仅为装饰,实乃制度、身份与时代变迁交织之产物;虽看似累赘,却自有其礼制逻辑与生活适应之道。

满洲女子初居关外,逐水草而居,以骑射为本。长发若任其飘散,非但碍事,且易招风惹尘,故多结辫盘髻于顶,既利行动,夜卧亦可作枕,可谓实用至极。《清稗类钞》有载:“满妇梳髻,不尚华饰,唯求牢固。”此风沿袭至努尔哈赤立后金,始定冠服之制,后妃命妇各有等差,发饰亦随之规整。然彼时仍重简朴,簪钗不过木雕素饰,偶缀野花,已足显柔婉。
及至入关,江山一统,紫禁深锁,昔日驰骋草原之女,转而困于四角高墙之内。既无鞍马之劳,心思遂移于容饰之间。“女为悦己者容”,此语虽古,然于深宫尤甚。于是发式渐繁,由原本紧束之髻,演为“小两把头”——先束发于后,分左右绕于扁簪之上,再横簪固之。此式既能承钿子(一种覆箕状头饰),又便于日常插花点缀,实为礼制与审美之折中。
康熙、雍正两朝,宫中尚俭,太后皇后皆以节用为范,纵有新式发髻,亦不敢奢靡。直至乾隆御宇,天下富庶,四方贡珍络绎不绝。天子宽仁,后宫得沾雨露,珠玉琳琅,竞相争艳。富贵非罪,然人心逐物,愈饰愈求其高,愈高愈需其稳。小两把头难承重宝,遂有巧匠制“发架”——或铁丝拗形,或木骨为骨,置于头顶,假发缠绕其上,再缀以金簪、珍珠、点翠,巍然如云,是为“旗头”之雏。
脑后余发,则梳作扁平燕尾,微翘如翼,远望似燕欲飞。道家有言:“形可饰,神不可伪。”昔吕洞宾游市井,见妇人以假髻炫美,笑曰:“头上堆金玉,心中少清明。”然宫中女子,身不由己,妆饰非为悦己,实为存身。旗头愈高,地位愈显;珠翠愈繁,恩宠愈隆。此中甘苦,岂外人所能知?
至于假发充鬓,《草珠一串》讽曰:“头名架子太荒唐,脑后双垂一尺长。”然此“荒唐”背后,实乃制度所迫、礼法所拘。簪钗尤重寓意,乾隆为其母祝寿,群臣献簪,或嵌东珠,或镂龙凤,一簪之微,竟成忠孝之表。器物虽小,承载者大;饰非徒美,实为权位之影。
故旗头之设,初为实用,继为礼制,终成身份符号。虽负重于首,然于深宫女子而言,此非累赘,反为阶梯——一步一簪,皆系命运浮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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