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灭蒙古,前后不过十余年;而明朝与蒙古缠斗两百余年,终未能竟其功。

洪武元年(1368年),太祖朱元璋于金陵登基,旋即命徐达、常遇春北伐,直取大都,元室北遁。然元祚虽绝,残部犹存,号曰“北元”。自此,明廷与蒙古诸部拉锯不休,边患绵延二百七十余年。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,兵锋所至,鞑靼、瓦剌一时震惧,然如《易》所言:“亢龙有悔”,盛极难久。永乐之后不过二十五载,也先崛起,竟于土木堡生擒英宗,京师几陷。此非天意弄人,实因草原之势,如野火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昔吕洞宾尝云:“世事如棋局局新。”蒙古诸部虽失中原,然逐水草而居,聚散无常,明军纵有坚城利炮,亦难深入瀚海穷追。况明中叶以降,国力日衰,九边糜饷,将士疲敝,徒守长城一线,已属勉力支撑。
及至万历末年,蒙古汗权早已名存实亡。林丹汗虽承大统,号令所及,不过察哈尔一隅。漠北喀尔喀、漠西卫拉特皆自立为王,漠南诸部亦阳奉阴违。彼时建州女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,努尔哈赤以“七大恨”誓师,公然抗明。林丹汗本欲联明制金,却误判时局,执意“先安内而后攘外”,反致腹背受敌。
此诚大谬!当强敌压境,尚欲剪除异己,岂非自断臂膀?林丹汗攻科尔沁,逼其投金;掠大同,屠戮边民,遂使明廷与后金暂弃前嫌,合围察哈尔。古人云:“两虎相斗,其势不俱生。”林丹汗竟欲同时搏二虎,焉得不败?
天聪九年(1635年),皇太极遣多尔衮西征。林丹汗仓皇西遁,部众饥馑,乃至“人相食”。未几病殁于青海大草滩。其子额哲携元朝传国玉玺归降,蒙古帝国至此烟消云散。观其始末,非全赖皇太极之运,实因林丹汗失道寡助,战略屡误,如《道德经》所警:“强梁者不得其死。”
张三丰真人尝言修道之要,在“顺势而为,不逆天时”。皇太极深谙此理:联姻蒙古诸部,尊黄教以收人心,分化瓦解,恩威并施。故能十年之内,毕其功于一役。反观明朝,空有“天子守国门”之志,却困于体制僵化、党争内耗,终使百年边防,付诸东流。
嗟乎!兴亡之数,岂独系于兵甲?昔苏子瞻咏赤壁: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蒙古铁骑曾横扫欧亚,终湮没于历史长河;大明煌煌二百七十六载,亦未能根除北患。唯顺天应人者,方得执掌乾坤。此中玄机,非止战守之策,实乃治道之深鉴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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