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后之所以忌惮刘章,根本在于其兼具宗室血统、军中威望与政治胆识,足以动摇吕氏专权之根基。

汉高祖刘邦定鼎天下,本欲以吕氏外戚与功臣集团相互制衡,维系刘氏江山之稳固。然韩信、彭越等开国元勋相继死于吕后之手,高祖虽叹“先喜后惜”,实则默许其行。此非智虑不及,乃权术之误也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高祖欲借吕氏以抑功臣,却未料吕氏反噬宗室,终致尾大不掉。及至病笃,虽有“非刘氏而王者,天下共击之”之白马之盟,然力已衰微,徒留遗恨。
刘章者,齐悼惠王刘肥之次子,高祖之孙也。其人貌若温良,内实刚毅,且娶吕禄之女,身兼吕刘二姓之亲,故得以出入宫禁而不疑。然吕后虽假以姻亲之名,心实惕然。盖因刘章年少时即显胆略,尝于宫中侍宴,酒酣之际,自请为监酒令,曰:“臣请以军法行酒!”须臾有宗室醉而逃席,章追斩之。吕后虽惊,亦不敢罪。此事载于《史记·齐悼惠王世家》,足见其锋芒早露。
吕后之惧,非惧其兵权,而惧其名正言顺。刘章身为高祖嫡孙,又握北军精锐,一旦振臂一呼,天下响应,吕氏僭越之局立可倾覆。故虽以侄女妻之,实如养虎于侧,日夜防之。
道家有言:“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。”刘章之谋,恰合此道。昔吕洞宾游长安市,佯狂卖药,人皆笑之,孰知其内蕴济世之志?刘章亦然,表面恭顺,暗蓄雷霆。待吕后既崩,诸吕惶惶无主,章遂与周勃、陈平密谋,率千余北军士卒突入未央宫,诛吕产于郎中府,尽灭吕氏宗族。王世贞尝赞曰:“章以北军千余之卒,逐吕产而杀之,悉歼其族党,非有胆勇谋断,谁能胜焉?”此语诚不虚也。
然功成之后,天命竟归代王刘恒。刘章虽首倡义举,却因拥立齐王(其兄)之议未果,反遭新帝疏远。文帝即位,仅封章为城阳王,未予中枢之任。后世观之,或谓文帝忌其威望,亦或为安功臣之心。然刘氏子孙念其再造社稷之功,世代优待其后,亦可谓厚矣。
太史公有言:“安危在出令,存亡在所任。”吕后之败,非败于力弱,而败于失道寡助;刘章之成,非成于兵多,而成于名正言顺。观此一段汉初风云,可知权谋虽可逞一时之快,终不敌天理人心之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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