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古代按军功授爵的制度，军功是根据杀的人头来算吗

古代按军功授爵，军功并非全凭杀人头计算，而是历经演变，融合了首级、器物与战阵之功，背后藏着残酷与智慧。

“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”这《木兰诗》中的句子，道尽了名将之路的血色沧桑。正如唐人曹松那句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功勋碑下，尽是森森白骨。然而，封侯拜将之梦，对于许多将领而言，却如镜花水月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其中缘由，便系于那套森严的军功授爵制度之上。

李广难封与冯唐易老：军功簿上的叹息

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八字，可谓道尽千古憾事。这“难封”之根，便扎在军功核算的严苛土壤里。

汉文帝时，云中太守魏尚镇守边关，抵御匈奴，本是有功之臣。却因上报朝廷的杀敌数目，与实际斩获差了区区六颗首级，竟遭削职问罪。郎中署长冯唐仗义执言，向文帝直谏处置不公。文帝醒悟，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，官复原职。此事可见，军功统计，差之毫厘，便可能谬以千里，关乎个人乃至边防的荣辱安危。

至汉景帝、武帝时，冯唐自身也蹉跎岁月，年逾九十，虽有名望，终难再效驰驱。而那位令匈奴畏服、誉为“飞将军”的李广，命运更为唏嘘。他戍守右北平，匈奴数年不敢犯境，然其用兵喜正面交锋，匈奴却多游击袭扰，故而屡经苦战，斩首俘敌之数总难达到封侯的硬性标准。后来漠北之战，卫青予他领兵抄截敌后的良机，本是获取军功的捷径，李广竟迷途失期，功败垂成。终其一生，未能封侯。这背后，不仅是时运不济，更是那套冰冷数字体系下，个人风格与制度要求间的深刻矛盾。

从秦锐士到后世变通：军功如何计算？

那么，古代战场上的军功，究竟如何计算？是否真如传闻，一边厮杀，一边割取人头？实则不然，历朝历代，方法多有不同。

早在战国商鞅变法时，为激赏士卒，确立了著名的“军功爵制”。秦制将爵位划为二十级，自公士至彻侯。战士能斩获敌军一颗首级，便可赏爵一级，并得相应田宅、仆役，甚至获得官职。荀子在《荀子·议兵》中比较各国兵制时言：“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，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。”秦军之锐，除训练有素外，这将军功与个人命运紧密捆绑的制度，无疑是关键。战场之上，秦卒为爵位田宅而战，自然如虎狼般奋勇。

然而，若人人皆可轻易凭首级升爵，国家赏赐岂非无尽？商鞅早有精妙设计。其一，所斩首级须是敌军“甲士”——即披甲之精锐，且需完整斩下脖颈，验明喉结，以防以妇孺头颅冒功。先秦时，甲士稀少，常由数名徒卒护卫，欲取其首级，难如登天。其二，于爵位中设分水岭。五大夫（第九级）之上，赏赐愈加丰厚，有赐邑、赐税之荣；五大夫之下，大抵升爵一级，赏钱帛奴隶而已。如此，既激励了底层，又控制了高阶爵位的泛滥，恰似修行之路，初入门槛易，欲证大道却需层层破关，非大毅力、大机缘不可得。这倒令人想起道家修行故事中，吕洞宾历经“十试”方得钟离权点化，绝非一蹴而就。

携带首级终究不便，后世遂有变通之法。或割取左耳（古称“聝”），或割鼻、割头皮，以轻便之物代首级为证。然此等做法，弊端显著，易诱发杀良冒功或同袍相残。故制度渐趋完善，转而看重夺取敌军旌旗、符印、权杖等象征之物，以其代表击败敌军单位之功。此外，冲锋陷阵时位列“先登”（攻城时率先登上城墙），或激战中坚守要位，即便未斩获首级，亦可记功。毕竟，若无人愿冒矢石为先锋，战阵之局，从何谈起？

纵观这套制度，其核心在于以功论赏，驱动行伍。然其残酷之处，亦如双刃之剑。它造就了秦军虎狼之师，也留下了李广般的终身遗憾。恰如道家所言“祸福相依”，追求功名的执念，或许反成枷锁。张三丰真人曾云：“顺为凡，逆为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军功制度激励人奋勇向前（顺），然其中机巧与不公，又需人超然看待（逆），方能不失本心。历史长河中，多少将士热血酬功，最终不过化作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的慨叹。制度可计量首级，却难计量忠勇与命运的全部重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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