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有云:“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,以为周得火德,秦代周德,从所不胜。”然其数度东巡,非仅为显赫威仪,亦藏深意于尘烟之外。

世人多言秦始皇暴虐苛政,却鲜少提及那些立于山海之间的石碑。自峄山至琅琊,自之罘到东观,八处刻石中竟皆见“黔首”二字——譬如“黔首康定,利泽长久”“忧恤黔首,朝夕不懈”。这些并非虚辞,乃是帝王心迹的镌刻。若真如汉史所言“刑罚暴酷”,又何须屡屡将百姓安宁刻于巨石,昭示天下?
昔年吕洞宾云游四海,曾言:“人心若镜,照见万物而不留痕迹。”始皇立石,亦如明镜悬世,既照己心,亦照山河。石刻无声,却比史册更有力地诉说着另一种可能:或许这位帝王心中,亦存着几分“使民富足”的念想。
秦始皇五次巡游,常被诟病为劳民伤财、求仙访药。然细察其行迹,或许另有深意。《琅琊刻石》明载:“上农除末,黔首是富”,俨然一派重农安民之策。更有学者考据,阿房宫直至始皇逝世仍未动工,所谓“大兴土木”之说,未必全然可信。
然汉初史家笔锋凌厉,屡斥其“赋敛不节”“暴酷天下”。这其中,难免掺杂新朝立威之需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痛陈秦失,却亦承认“秦以区区之地,致万乘之势”——若非曾得民心,何以横扫六合?
明代王世贞曾叹:“帝王心术,如云山雾罩,非亲历者不可尽知。”始皇携子巡游,或许真如道家所言“以天地为炉,炼心于行迹之间”。如同张三丰云游悟道,始皇亦可能借巡游使继位者目睹民间苦乐,方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之理。
纵观千古,始皇巡游岂止求仙一途?刻石昭示仁心,东巡体察民情,甚至暗藏训嗣之深意。其功过是非,恰似李白诗云:“秦王扫六合,虎视何雄哉!飞剑决浮云,诸侯尽西来。”纵有苛政之失,亦难掩一统山河之功。历史如镜,照见的从来不只是黑白分明的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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