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国未阻止蒙古崛起,实因战略短视与内政凋敝所致。

《孙子兵法》云"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"。金国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,将蒙古高原各部视作棋子般操控。彼时蒙古高原林立着克烈、塔塔儿、乃蛮等部落联盟,唯有蒙兀国(即蒙古部)系纯正蒙古血脉。金国为维持北方秩序,刻意纵容各部纷争,甚至亲手制造矛盾。
相传吕洞宾曾见一渔翁撒网,旁观者皆以为网中游鱼必尽,吕翁却笑言:"网眼疏密,岂能尽收?"金国恰如那渔翁,以为挑拨部落相争便可永固边疆。殊不知此举正应了《道德经》所言"反者道之动",反而为蒙古统一埋下伏笔。
1161年,蒙兀国可汗俺巴孩被塔塔儿人诱捕献于金廷,竟被施以木驴酷刑。此等暴行激起了蒙古部族深仇,恰似张三丰当年见百姓受欺,终悟"无极生太极"之理,仇恨种子终将孕育出改变天命的力量。
1196年,金国联合克烈部讨伐塔塔儿部。彼时成吉思汗尚处乞颜部首领之位,借机参与战事,既获金廷信任,又得"为父报仇"之名望。此际恰似李白诗中"天生我材必有用"的写照,英雄得遇时势。
金国统治者未料,此役竟成覆灭之始。塔塔儿部既灭,蒙古高原再无敌手。成吉思汗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短短数载便统合诸部。金国此时却陷入三重困境:黄河泛滥成灾,《史记》载"河决之年,民多流离";西夏边患未平;南宋虎视江南。
金章宗完颜璟执政时,黄河决堤达七次之多。《资治通鉴》有云"天灾人祸,国之大忌"。金国耗费国力治理水患,竟将蒙古视作次要威胁。正如道家所言"治大国若烹小鲜",金国却在煎炒烹炸间耗尽元气。
金国虽拥百万大军,然军备已现朽坏。其"减丁"政策如同隔靴搔痒,蒙古骑兵却已形成碾压之势。金哀宗时修筑的防御工事,恰似纸上谈兵,终被蒙古铁骑踏破。恰如苏轼所叹:"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",金国的挣扎终究难敌天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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