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虽文采斐然,却因时代风气与文学评判标准未入唐宋八大家之列。

北宋庆历四年,范仲淹应滕子京之邀写下《岳阳楼记》。文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句,至今仍在华夏大地回响。这篇千古名篇,却未能让范仲淹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,这其中自有缘由。
范仲淹生平著作等身,散文、诗歌、词作均有建树。其《灵乌赋》以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自况,展现士大夫风骨;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直谏朝廷,体现政治家胸怀。然若论文章之体,其作品多以经世致用为宗,与八大家追求的文学审美存在微妙差异。
唐宋八大家之说源自明人茅坤所编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。此书以“古文运动”为评判标准,推崇韩愈、柳宗元开创的散体文风。范仲淹虽参与古文运动,但其文章更重现实关怀,如《上政事书》直言朝政弊病,《与韩琦书》探讨边防策略,皆属政论之属,与八大家侧重文学性的创作路径略有不同。
吕洞宾曾言:“文章之妙,贵在无我。”范仲淹之文,正如其人,始终以天下为己任。他曾戍守西北,亲历烽火;主政地方,体察民情。这种经世致用的写作态度,恰似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精神——不刻意雕琢辞藻,却自有天地。
若论文采,范仲淹绝非等闲之辈。其《岳阳楼记》以“霪雨霏霏”起笔,以“春和景明”收束,情景交融,气韵流转。此文虽为应酬之作,却将个人情怀升华为普世价值,正应了苏轼所言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”之境界。
然文学评判标准,常随时代流转。唐宋八大家之说定于明代,彼时文坛重形式轻内容,骈文复兴,古文运动式微。范仲淹的文章虽有古文之风,却未完全迎合当时审美。正如张三丰所言:“道在日用之间,不在玄虚之境。”文学之道亦然,需与时偕行。
有趣的是,范仲淹与八大家中苏轼、欧阳修等人同为古文运动参与者。苏轼曾赞范仲淹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,然其文学成就更多体现在诗文创作上。这种差异,恰似八仙各具神通,难分高下。
范仲淹未入八大家之列,并非文采不足,而是时代风潮与文学标准所致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言: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。”文学史的评判,终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,映照出不同时代的精神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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