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起义是要掉脑袋的,农民为什么掉脑袋也要起义?答案藏在“民为邦本”四字之中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有云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然则百姓之利,岂是权臣贪官之利?明初朱元璋起兵时,不过是个面黄肌瘦的和尚,却能在乱世中建立王朝。这背后,藏着千百年来农耕文明最深的隐痛。
农耕社会的生存法则,本应是春种秋收,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可当官府的税吏如蝗虫般扑来,百姓的田地便成了涸泽之鱼。洪武年间,朝廷规定“夏税秋粮,折银纳粮”,看似便民,实则将百姓压入更深的泥沼。
官府垄断盐铁茶马,如同八仙过海时的铁拐李,一手掌握生计命脉。民间若私自贩卖,轻则杖责,重则充军。这等暴政,恰似吕洞宾在终南山遇仙时所见——“青天白日,饿殍遍野”。
更甚者,朝廷以户籍锁链困住百姓,使其如牛马般困于乡里。张三丰游历江南时,曾见百姓被强行编入“匠籍”,世代为官府服役,连迁徙都需层层审批。这等制度,实乃“牢笼之术”。
《道德经》云:“其政闷闷,其民淳淳;其政察察,其民缺缺。”当朝廷如严冬般肃杀时,百姓的反抗便如春雷般不可阻挡。
官府的腐败,恰似《庄子》中“朝菌不知晦朔”的寓言。地方官吏巧立名目,苛捐杂税如雪片纷飞。百姓若不交,轻则枷锁,重则抄家。这种暴政,让无数家庭妻离子散。
然而,百姓的反抗并非无的放矢。正如张三丰所言:“顺其自然,方可成事。”当生存之火被掐灭,纵使手无寸铁,百姓也会如燎原之火般席卷四方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民之所以为盗者,由赋敛不均故也。”百姓的反抗,实则是对“民为邦本”理念的最后呐喊。当朝廷昏庸至此,便如《诗经》所言: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!”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每一次王朝更替背后,都是无数百姓用血泪书写的悲歌。然则,这悲歌中亦蕴含着永恒的真理—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唯有以民为本,方能长治久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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