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比哪个更强一点

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比哪个更强一点

若以治国理政而论，徽钦二帝实属难分伯仲，犹如双鹤折翼，皆非社稷之良材。

昔人评史，常谓"靖康之耻"乃华夏千年未有之大变，然细究其因，实与徽钦二帝之失政息息相关。徽宗赵佶虽有"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"之誉，然其任用蔡京、童贯等奸佞，大兴花石纲，致使"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"（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。钦宗赵桓虽欲振作，然其犹豫寡断，既不能尽用李纲之策，又轻信郭京"六甲神兵"之妄，终使汴京陷于敌手。

徽钦二帝的亡国之因

观徽宗之政，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"失道而后失德，失德而后失仁"。其独创瘦金体虽为艺林绝品，然与治国安民何益？当金兵围困汴京时，徽宗竟欲效吕洞宾"黄粱一梦"之术遁世，岂非可悲？钦宗虽曾诏令天下勤王，却在种师道提出"扼守黄河，以逸待劳"之策时，反以"孤军深入"为由将其召回，致使金军长驱直入。

试观李纲守城之时，金人三日不能下，钦宗却妄信天象之说，执意"出郊盟誓"，此等作为，恰似《资治通鉴》所载"自毁长城"。徽钦二帝终被俘北去，途经太原时，徽宗见双鹤盘旋，竟赋诗云："九重门更肃，五色诏初成"，犹存帝王虚荣，全无亡国之痛，此等心境，何异于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"身后有余忘缩手"之痴？

高宗治下的经济复兴

反观高宗赵构，虽有"十二道金牌"之诟病，然其治下经济之盛，实可圈可点。绍兴年间推行"经界法"，丈量田亩，均定赋税，恰似张三丰"太极推手"，以柔克刚化解积弊。更设"市舶司"于泉州、广州，海上丝绸之路年入税银达二百万贯，时人谓之"国家根本，仰给东南"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

高宗深知"民为邦本"之理，绍兴三十二年诏令："流民复业者，免税三年；借贷耕牛、种子，免息八年。"此策推行，使南方人口激增百万。临安城内，"瓦舍勾栏"遍布街巷，《梦粱录》载"四山四海，三千三百。衣山衣海，卦山卦海，南山南海，人山人海"，此等繁华，实肇始于高宗治世。

观史当以铜为镜，徽钦二帝之失，恰如《易经·履卦》所言"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"。高宗虽偏安一隅，却能效法"大隐隐于市"之道，以守为攻维持百年基业。正如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所云："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令骑马客京华"，历史的吊诡之处，正在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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