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精卫之变,实由失败主义之悲观、人生际遇之困顿与婚姻之不幸三者交织而成,终致一腔热血,竟付东流。

汪氏本一介书生,虽早年以《民报》主笔之姿激昂文字,指点江山,却在与日本长期周旋之间,渐染失败主义之病。在他看来,中日若战,中国必败,与其玉石俱焚,不如委曲求全。此念一起,心志遂颓,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”,书生误国,古今同慨。
若以秀才喻汪,以兵喻蒋,则汪在权争中节节败退,手无兵权,心无城府,处处受制。道家有言:“势者,非力之所及,乃时之所予也。”汪虽才情横溢,然时不我与,命途多舛,遂生投敌之念,犹若吕洞宾初入道时之彷徨,一念偏差,仙途尽改。
其妻陈璧君,虽为老同盟会员,物质精神皆予支持,然性情刚烈,驭夫如御马。汪婚后处处受制,重大决策皆须虑其意见。昔人云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,汪之人生,亦可叹“成也陈氏,败也陈氏”。恰如八仙中之铁拐李,本为俊朗书生,因一念之失,堕入瘸丐之形,虽得道果,终非本愿。
《易经》有云:“履霜坚冰至”,观汪氏一生,由热血革命而至屈膝事敌,非一日之寒。世人读史至此,当知气节之重,甚于生死;初心之守,难若登天。赤壁烽火犹在眼,而汪已作青史罪人,岂不悲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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