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露之变,犹如一场狂风中的残烛,从一开始便摇曳欲熄。其败,非天意弄人,实为人谋不臧。

唐文宗虽痛恨宦官专权,然其意不在尽诛阉党,而在择恶而除,余者或可为我所用。李训则不然,其志在尽灭权宦,独揽朝纲。二人心志既殊,犹如同舟而异向,虽共谋一事,实则各怀机杼。昔吕洞宾云:“人心若不一,金丹亦难成。”治国除奸,岂非如是?
李训其人,贪功逐势,罔顾大局。为独占诛宦之功,竟弃稳妥之策而铤而走险,犹似赌徒倾尽所有于一掷。道家有言: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,野心膨胀者,往往反噬其身。昔张三丰论剑道曰:“过刚则折,过急则败”,李训之狂躁冒进,正应此理。
《道德经》尝云:“轻诺必寡信,多易必多难。”政变大事,岂能如儿戏般草率?李训以投机之心谋社稷之重,其败早伏于此。
其所用者,皆临时擢升之卑官小吏,心无忠贞,唯利是图。领兵者未经训战,遇变则惶惶如惊雀,阵脚自乱。此等乌合之众,岂能敌宦官麾下百战之禁军?
《史记》载陈涉之败,亦曰:“士卒散乱,谋略不周。”甘露事中,众官逃窜无措,竟无一二后策,岂非重蹈覆辙?
唐太和九年冬,长安血染朱雀街。仇士良率禁军闭城大索,诛杀朝臣千余人。自此宦官专权至巅,天子拱手,宰相备位。文宗陷于阉宦之手,如困囚笼,唐室衰微,遂不可复振。
观唐史宦官之祸,可谓历代之最。盖皇权衰则阉竖张,君弱则奴骄,此乃专制之痼疾,如影随形。安史乱后,唐室屡欲除宦,然其势如蔓草,剪而复生。甘露一败,非独谋事之失,亦体制之悲也。
昔八仙渡海,各显神通犹须同心;然甘露诸公,各怀异志,岂能成事?此诚为后世鉴:谋大事者,必先齐人心、慎其计、择其才,否则不过又一页血染史书之叹息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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