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朝多出明君,实因其制度有方、人才济济,更兼几位君主深谙治国之道,体恤民生,方成就一段盛世传奇。

汉朝之兴,首在用人。昔汉文帝本是高祖第四子,汉武帝则是景帝第十子,皆非长子,却终登大位。何也?贤能者上,平庸者退,此汉室一大明智处。譬如《史记》所言:“治国之道,在举贤授能。”汉廷深明其理,不以长幼定储君,而观其才德,方有文景之治、汉武盛世。
明君多自苦难出,此理千古不易。汉文帝幼时因其母薄姬失宠,常居宫外,深知民间疾苦。及至登基,躬行节俭,废除肉刑,天下称仁。汉武帝虽生于宫中,却也屡经动荡,明白“民为邦本”之理。昔年吕洞宾尝言:“不历尘世苦,怎悟天道深?”治国亦然,未尝百姓之苦,何以谈安天下?
汉初诸帝,多曾行走民间,体察民情。故其施政,常以缓徭役、轻赋税为先。譬如光武帝刘秀,早年务农贩谷,深知小民不易,立国后方能屡下诏书释奴婢、赈灾荒,成就“光武中兴”。
汉承秦制,其法不可谓不严。然汉之高明,在于以法家为骨,儒家为皮,刚柔并施,张弛有度。武帝时虽“独尊儒术”,然其考核官吏、整顿财政,无一不依法家手段。犹如《韩非子》所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火候稍偏则失其味。
道家讲“阴阳调和”,汉治亦如是。过刚则易折,纯柔则难立。汉宣帝尝训太子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。”此言可谓道尽汉治精髓——既有儒家的教化,亦有法家的秩序,更有道家的通达。
世人常言汉有二祖:高祖刘邦开西汉之基,光武刘秀复汉室之统。刘秀虽起于布衣,然其以“复高祖之业”为号,重兴汉祚,续写四百年江山。他不惟武功赫赫,更以柔道治国,善待功臣,俭朴勤政,实乃史上罕有的“完美皇帝”。
昔张三丰论道曰:“守成难于开创。”刘秀能在乱世中重归一统,又使百姓休养生息,非明君而何?《后汉书》称其“明慎政体,总揽权纲”,确非虚言。
纵观汉史,明君辈出非惟天命,实乃人事。选贤与能、体恤民瘼、刚柔并济,此三者如鼎之足,缺一不可。后世读史者,可不深思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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