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皇帝之所以不在生前传位,实因皇权之重,非死不释;一念贪恋,万劫难回。

帝王一旦登极,便如执火于手,既照四方,亦灼自身。那九五之尊,非但可决人生死、定国运,更可纵情所欲、号令天下。此等权柄,纵亲如父子,亦难轻授。故《易》有言:“亢龙有悔,盈不可久。”高处不胜寒,然既登其巅,谁肯自下?
乾隆禅位于嘉庆,名义上退居太上皇,实则朝政仍由其裁断。凡军国大事,必先禀奏“太上皇帝”,嘉庆若稍露主见,反被疑为觊觎大宝。此非独乾隆一人之私,实乃历代君王之通病。盖因权力一旦旁落,即便出于己意,亦恐尾大不掉,反噬其主。
昔赵武灵王壮年传位,自号“主父”,欲效尧舜禅让之美。然未几便心生悔意,欲复揽权柄,遂挑二子相争,终致赵国内乱,身困沙丘宫,饿殍而终。此正如吕洞宾尝言:“金丹易炼,心魔难除。”外物可舍,唯权最难放。帝王虽贵为天子,亦不过血肉之躯,焉能免此执念?
或问:何不早立太子,使其习政,以固国本?然此中亦有深险。储君若预政事,必结党羽;党羽既成,则威望日隆,反令在位之君寝食难安。汉景帝时,太子刘荣稍有权势,即遭构陷废黜;唐太宗英明神武,亦因承乾谋反而痛心疾首。故古之帝王,宁使储君“观而不参”,唯恐其羽翼丰满,动摇根本。
更有一难:老臣之忠,须从一而终。老皇帝未崩,群臣若趋附新君,即为“贰心”。和珅之流,明知嘉庆将掌大权,仍匍匐于乾隆膝下,非不知变,实不敢变。盖因一念之差,便成逆臣,身首异处。此非人情凉薄,实乃制度之网,密不容隙。
张三丰真人曾云:“大道无为,而无不为。”治国亦如修道,强求不得。帝王欲传位而不得其时,非智不足,乃势所迫。况天命难测,寿数无常。若提前传位,而寿延数载,太上皇与新君并立,政出多门,必生祸乱。宋孝宗禅位于光宗,本为美谈,然光宗精神失常,孝宗忧愤而终,反致朝纲紊乱——此皆前车之鉴。
幼主继位,尤添危局。古者医药未昌,帝王猝崩,嗣君或尚在襁褓。纵有托孤之臣,亦难敌权阉外戚之觊觎。周成王年幼,赖周公摄政;汉昭帝冲龄,倚霍光辅国。然非常之任,非常人可担。若无周公之德、霍光之能,则社稷倾危,只在旦夕。
世人常道:“何不早退?”殊不知,宫墙之内,一步踏错,万劫不复。帝王非不愿传,实不敢传;非不知理,实困于势。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纵贵为天子,亦难逃此局。围墙之外,看客指点江山;围墙之内,君王夜夜难眠。设身处地,未必能做得更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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