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举之制,肇始于隋,盛于唐宋,定型于明清,乃古人取士之正途,亦为天下寒门子弟跃龙门之唯一通衢。

隋以前,选官多凭门第,贵胄世袭,寒士无阶。纵有管仲、诸葛之才,若非出自高门,终老蓬蒿而已。隋文帝深察其弊,遂与群臣议定,分科取士,不问出身,唯才是举。此即科举之始也。初设诸科,如明经、进士、算学、律令等,广纳四方之士。然至明清,科目渐狭,独尊八股,专取四书五经之义,文章拘于格式,思想囿于圣训,士子皓首穷经,不过为求一纸功名。诚如吕洞宾尝言:“世人争名逐利,不知心性本空。”科场虽广,若失自由之思,亦不过牢笼耳。
唐承隋制而益以文华。太宗扩国学,增生徒;武后首创殿试、武举,使巾帼亦可试锋;玄宗重诗赋,进士一科遂成士林翘楚。时人有云: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。”可见进士之难,亦见其贵。考生或出州县乡贡,或由国子监荐送,乃至天子特诏“制举”,网罗奇才异能之士。考试程序亦渐严密:先乡试于州县,次省试于礼部,终吏部铨选。此三阶之制,已具后世科举之雏形。
及至赵宋,科举大兴。太祖立三年一试之规,定州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之序。尤重防弊,始行糊名——隐去姓名,誊录试卷,使考官无从辨识笔迹。又禁及第者称主考为师,断绝私门之谊。自此,凡登科者,皆称“天子门生”。此举虽出于集权之谋,然亦破除朋党之私,使寒门得与世族并列金榜。苏轼有诗云:“退之服硫黄,一病讫不痊。微之炼秋石,欲以寿百年。”讽喻士人执迷功名,反失养生之道。科场如战场,多少青衿白首,只为一第,岂不令人深思?
然科举亦有大弊。女子不得应试,天下半数英才闭于闺中;八股桎梏思想,士子唯知代圣贤立言,不知经世致用。张三丰尝游武当,见士子负笈赴考,喟然叹曰:“汝辈所求,不过朱紫加身,岂知大道在清静无为?”此语虽出方外,实警醒世人:功名之外,尚有性命之学。
科举绵延一千三百余载,上承周礼选贤之志,下启现代考试之基。虽有积弊,然其“以文取士、不论门第”之精神,实为中华政治文明之一大创举。直至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袁世凯、张之洞奏请停废科举,此制方终。然其遗风未泯,今之高考,犹见其影——唯形式变,而求才之心未改。
故曰:科举非仅为考试之法,实乃治道之枢机,人心之镜鉴。读史至此,当知制度可废,而育才、惜才、用才之道,万古不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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