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作诗多非亲撰,其御用文人沈德潜死后竟遭鞭尸之祸。

古来帝王好文名者,莫不欲以诗书传世。然诗非易事,须得性灵与功夫兼备。乾隆一朝,御制诗集竟录五万余首,若日日不辍,自襁褓至龙驭上宾,亦需日赋二三首方可成此数目。彼时天子日理万机,何暇沉吟推敲?故其中代笔之事,实难掩人耳目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”然若以俸禄易诗名,以权势夺文心,则诗虽工,气已浊矣。乾隆虽号“十全老人”,然其诗多出馆阁词臣之手,尤以沈德潜为最。
沈德潜年逾花甲始蒙召见,因文辞雅正、格调醇厚,深得乾隆赏识,遂入南书房,专司代笔。初时,沈氏亦觉光耀门楣,甘为御用,日夕捉刀,官阶渐隆。然文人之心,终难舍身后之名。及至告老还乡,病骨支离之余,乃辑平生所作,欲刊行以垂后世。
孰料检点旧稿,方知毕生得意之作,早已署御名而传天下。一时愤懑难平,竟将原作复归己名,刊刻行世。彼时山川阻隔,信息闭塞,沈氏或以为天高皇帝远,可瞒天过海。殊不知乾纲独断之世,缇骑四出,耳目遍于闾巷。
诗稿既出,民间比对,赫然发现御制诗与沈集雷同者十之七八。天子震怒,谓“欺君盗名,罪在不赦”。然沈德潜已殁,乾隆犹不解恨,竟下旨掘墓戮尸,毁其碑碣,并株连子孙,家产籍没。此诚所谓“天子之怒,伏尸百万”乎?然一老儒身后,竟遭如此酷烈,亦足令后世文人寒心。
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;富贵而骄,自遗其咎。”沈氏以文求仕,本欲借天子之光耀己名,却不知名器不可假人,一旦失衡,反噬其身。张三丰尝言:“宁守拙以全真,勿巧取而丧德。”若沈公早悟此理,或可保全晚节,安享林泉。
后人读史至此,当知文字虽轻,干系甚重。帝王好名,文士惜誉,二者相交,常成血泪之局。正如东坡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诗名可借,清誉难赎;一时荣宠,终化尘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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