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,为何仅数十年便迅速灭亡?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根基动摇、礼法秩序崩坏,加之宗室内斗与外族崛起,终致国祚不永。

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,然终其一生未敢称帝,盖因汉室虽衰,名分犹存。及至其子曹丕,竟迫汉献帝“禅让”,自登大宝。此举看似承古制之名,实则启篡逆之端。昔者尧舜禅让,出于至公;而魏文此举,不过饰权谋为礼让耳。
此一变,非独易姓改号之私事,实乃天下纲常之大裂。自兹而后,“君君臣臣”之义渐微,忠节之风日衰。曹丕又以己位“合法性”为由,大改汉律,弃百年积成之典章,专务便于己用。虽曰修法,实则削正道以就私欲。
汉承秦制,高祖命萧何删繁就简,后世诸帝循序渐进,使法度合乎人情、顺于时势。曹丕却以新朝自居,尽革旧章,致使儒门礼法如大厦将倾。然此祸未即发于曹氏,反延及后来之司马氏——盖因果之报,有时差耳。
司马炎代魏,所恃者,正是曹丕所立“禅让”之例。彼时天下已习于易姓如换衣,忠义之念淡薄如烟。司马氏既得其位,亦如曹丕般,以权宜之法代万世之纲。然其更甚者,在于大封宗室,授诸王以兵权,欲以亲藩固本,殊不知此乃取乱之道。
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政贵清静,忌频扰。西晋初立,本当休养生息,重振礼教,却反纵诸王争权夺利。贾后乱政,诸王相攻,骨肉相残,血染宫阙。八王之乱,非一日之寒,实乃制度失序、人心无主之果。
昔吕洞宾尝游洛阳,见朱门酒肉、市井萧条,叹曰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。”此语正应西晋之盛极而衰。张三丰亦言:“内不和,则外必乱。”朝廷失道于上,藩王争利于下,胡马遂窥中原之虚。
当是时也,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鲜卑五胡环伺,乘隙而入。晋室南渡,神州陆沉,衣冠蒙尘。短短五十余年,自太康之盛至永嘉之乱,恍如一梦。杜牧有诗云:“繁华事散逐香尘,流水无情草自春。”西晋之亡,非天意,实人事之失也。
究其本源,不在司马炎一人之过,而在曹丕始坏名分、轻弃礼法。后世欲图久安者,当知:制度可改,而道统不可轻废;权术或胜一时,而仁义方能久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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