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末年百姓民不聊生,直到三国时期人口少了多少

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，天下户口十不存四，人口由六千万锐减至不足两千五百万，几近腰斩。

乱世之殇：战、饥、疫三重劫

东汉桓灵之际，外戚宦官交相擅权，朝纲日弛，民不堪命。及至黄巾蜂起，州郡瓦解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田畴荒芜，仓廪空虚。史载桓帝永寿三年（公元157年），天下户千六百余万，口五千六百四十余万；而至魏文帝黄初元年（公元220年），三国合计仅得户一百四十余万，口九百余万——若计入隐匿流民，或可勉强达两千余万，然亦不过昔日之三分之一耳。

兵戈不止，屠戮随之。董卓入洛，纵火焚宫，驱民西迁，道殣相望；曹操攻徐州，以父仇为名，屠城数县，《后汉书》称“泗水为之不流”。此类惨状，非独一隅。诸侯争地，动辄屠城灭族，百姓如草芥，性命悬于刀锋。所谓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曹孟德此句，非诗家夸张，实乃目击之痛。

饥馑继之。兵燹之后，农事废弛，蝗旱频仍。米斗值钱数千，人相食啖，易子而炊。昔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于巴蜀，以符水治病、聚粮济民，正因乱世中百姓求生无门，方寄望于方外之术。吕洞宾尝言：“世人贪争，不知止足，故天地以灾眚警之。”此语虽出唐宋，其理却通于汉末——人心失和，天道反噬，遂致生灵涂炭。

更兼瘟疫横行。建安年间大疫连岁，《曹植·说疫气》云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”医者束手，道者设醮，然死者枕藉。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悲叹：“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。”疫疠之酷，竟使名医之家亦难自保。

三分天下：户口格局与存续之道

及至魏、蜀、吴鼎立，户口悬殊已定。魏据中原，得户六十六万，口四百四十余万；蜀有户二十八万，口九十四万；吴户五十二万，口二百三十万。合三国之众，尚不及东汉一州之盛。故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言“益州疲弊”，非虚辞也。

然蜀恃剑阁之险，吴凭长江之固，皆赖山川为屏障。若无此天然之守，早为魏吞。曹操虽雄，官渡之战实以四万破十万，非演义所夸七万敌七十万之妄语。兵贵精不贵多，粮秣转运之艰，古来皆然。张三丰曾喻修行如治国：“内养真气，外御邪扰，根基不固，虽有千军亦溃。”三国之势，亦复如是——魏虽强，内忧外患未息；蜀吴虽弱，守险蓄力，得以苟延。

昔赤壁烽烟散尽，苏子瞻泛舟江上，叹曰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汉末苍生，何尝非蜉蝣？然正因乱世之极，方显仁人志士之节。诸葛武侯鞠躬尽瘁，陆逊火烧连营，乃至民间隐逸如左慈、于吉之流，或以道术济人，或以清修避世，皆在血火中留一脉人性之光。

故观汉末人口之骤减，非天灾独致，实人祸为主。战乱、饥荒、瘟疫三者交织，如三刃绞杀，使神州元气大伤。后世读史至此，当知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”之语，字字皆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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