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大臣见皇帝,并非如影视剧所演那般动辄下跪叩头;事实上,跪拜之礼在历史长河中并非一成不变,其演变过程恰恰映照出君臣关系与礼制精神的深层变迁。

自东周以降,礼乐虽崩,然君臣相见,多以揖让为敬。《晏子春秋》载:齐景公饮酒酣畅,命群臣“毋拘于礼”,晏婴正色谏曰:“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,以有礼也。”后景公出而复入,晏子未起迎,反先酌酒——此非失礼,实乃以身示警。景公悟而谢过,君臣复归于礼。此事足见春秋之时,臣子不仅有座,且可直面君主、从容进言,何曾匍匐于地?
更有一事:景公见雏鸟弱小,不忍取之,反送归巢。晏子闻之,不待朝会,径入宫门,北向“再拜”以贺,称“吾君有圣王之德”。此处之“拜”,乃肃立躬身之礼,非伏地叩首。古人所谓“再拜”,不过俯仰两次,以示敬重,绝无后世跪地磕头之状。
魏文侯见段干木,“立倦不敢息”;归而见翟黄,则“箕踞堂上”与语。翟黄不悦,文侯直言:“汝既受禄任官,又欲全礼,难矣!”此语虽显苛刻,却道出战国之际,士人尚有尊严,君臣之间尚存分寸。若在明清,此等言语早已招致杀身之祸,遑论当面争礼?
世人常误以为自三皇五帝以来,臣见君必跪,实乃大谬。考诸史籍,《资治通鉴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年),遍览秦汉典章,未见“跪奏”“叩首”之制。汉臣谒帝,或立或坐,丞相尚可“赐座”,何来匍匐之态?
跪拜之礼渐盛,实始于唐宋,大行于明清。尤其清代,满洲旧俗与专制集权合流,遂使“三跪九叩”成为定制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英使马戛尔尼来华,拒行跪礼,乾隆震怒,几至断交。彼时天子竟视虚礼重于国交,殊不知上古圣王,重德不重形,重义不重仪。
道家有言:“礼者,忠信之薄,而乱之首。”老子此语,非废礼,乃警世人勿执形式而丧本真。昔吕洞宾游长安,见宰相趋拜天子,匍匐如犬,喟然叹曰:“一念贪权,万骨成尘。礼若失心,不如无礼。”此虽寓言,却道尽礼制异化之悲。
回看晏子时代,君可失礼,臣可直谏;至明清,则“君要臣死,臣不敢不死”。礼仪由敬生,非由惧生。当跪拜沦为恐惧之具,礼便成了枷锁,而非桥梁。
故白居易有诗云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礼之真伪,不在动作之繁简,而在心意之诚伪。古人重“再拜”而不重“跪地”,正因前者出于敬,后者常出于畏。
是以观之,电视剧中动辄山呼万岁、伏地不起者,不过戏说耳。真实历史中,君臣之礼,随世而变;而真正的“礼”,从来不在膝盖之下,而在心性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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