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朝贡国有148个,清朝却仅有七个,其因非在国力强弱,而在体制更张、疆域整合与天下观之变迁。

朝贡之制,源远流长,自周礼以降,历汉唐宋元,至明而极盛。此非徒外交之仪,实乃“以夏变夷”之天下秩序。明初太祖立国,即重华夷之辨;成祖继统,遣郑和七下西洋,宝船千艘,旌旗蔽日,所至宣德化、赐玺书、收方物,诸番感慕,争献图籍。《明史》载:“四夷宾服,万国来朝。”一时朝贡之国,竟达一百四十八之数。
道家有言: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”然治世之道,亦需显象以彰威德。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市井喧哗,叹曰:“世人但知金玉为宝,不知礼义为尊。”郑和之行,虽或托寻建文之名,实则以舟楫为笔,海波为纸,书大明之威于万里之外。故《瀛涯胜览》云:“海外诸番,仰中国如日月。”
及至清兴,满洲入主中原,非仅代明而立,更兼并蒙古、回部、西藏、准噶尔诸地,幅员之广,远超前代。昔日所谓“朝贡国”者,多已内属为郡县或藩部,如朝鲜、琉球、安南等虽仍奉表称臣,然其数锐减,盖因“天下”之界已移——非四夷来朝,而是四夷入版图矣。
须知,朝贡之多寡,非国力之标尺,实制度之投影。清廷视蒙古、新疆、西藏为“一体”,设理藩院以统之,不再以“外国”待之。故朝贡之名虽减,而实际控制反增。此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“王者不治夷狄,因其故俗而柔远人。”清之策略,不在招徕远人,而在巩固边疆。
至于晚清之世,列强环伺,甲午一役,国威扫地,纵欲维系旧制,亦力不能支。然此已非朝贡体系之本意,实乃近代国际秩序冲击下之残局。彼时之弱,非始自清初,而在闭关自守、拒变图新之失策。
张三丰尝言:“顺则凡,逆则仙。”治国亦然。明以开放示强,清以整合求稳,各有其时,各有其势。若执一端而论兴衰,未免失之偏颇。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朝贡之数,亦随势而迁,岂可拘泥于数字之多寡?
综而论之,明之朝贡繁盛,赖航海之威与商贸之利;清之朝贡寥寥,因疆土既广,藩属内化。二者所处之势不同,所行之道各异,故不可简单以多寡判高下。历史之镜,照见的从来不是数字,而是格局与眼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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