汴水之战并非曹操孤军追击董卓,实为关东联军一次有组织却遭挫败的联合行动。

中平六年(189年),汉灵帝崩,外戚与宦官相争俱灭,董卓乘乱入京,废少帝、立献帝,专断朝纲。虽广授州郡以笼络士人,然士大夫心不服。至初平元年正月,袁绍、韩馥、孔伷、刘岱、王匡、张邈等十余路太守刺史,共举义旗于关东,推袁绍为盟主,声讨董卓。时曹操亦于陈留起兵,虽无官职,赖张邈之助,得卫兹倾家资助,募兵五千,始成一旅。
《先贤行状》载:“卫兹字子许,不为激诡之行,而志在济世。”其人慷慨解囊,助曹起事,恰如吕洞宾点化世人——非独修己,更欲救时。道家所谓“和光同尘”,兹之行,庶几近之。
联军既成,分屯要地:袁绍、王匡驻河内,张邈诸将屯酸枣,袁术与孙坚据南阳,孔伷守颍川,韩馥镇邺城,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。未久,董卓西迁天子于长安,自留洛阳督战。联军遂试锋芒:孙坚北进梁城,为徐荣所败;王匡守河阳津,遭董卓奇袭,几至覆没。此二役已显卓军之强,《三国志》所言“绍等莫敢先进”,正由此出,非素来畏缩也。
继而曹操倡议西进,欲据成皋。张邈遣将卫兹率部随行。至荥阳汴水,遇徐荣伏兵,大战竟日。曹军寡弱,死伤甚众,操中流矢,马创几毙,赖从弟曹洪让马,方得夜遁。徐荣见曹军虽少而力战不退,疑酸枣有备,亦引兵还。
后世多讥诸侯“静坐观变”,实则忽略此前梁城、河阳津及汴水三战。联军非不战,乃屡战不利,锐气受挫耳。若无此数役,何以知“卓兵强”?
史笔如刀,常削繁就简。陈寿撰《三国志》,本曹魏国史,自重太祖功业,故略他将之助。然南朝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《英雄记》诸书,乃见汴水之战非曹操独往——卫兹之兵、张邈之令,皆在其中。惜乎卫兹战殁,其名渐湮,唯《卫臻传》存其父行状,令人慨然。
昔张三丰论兵法曰:“势孤者勇,众疑者怯。”曹操以五千新募之卒,敢向虎狼之师,其胆略固非常人可及。然孤勇易折,若得诸镇协力,或可改写中原局势。可惜诸侯各怀异志,终致良机坐失。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”——天下大势,亦如清风明月,非一人可独揽,亦非众心不齐者能共取。
故汴水一役,非曹操追董卓之孤忠,实为联军初试锋镝之集体挫败。真相不在“是否追击”,而在“为何未能合力”。此中教训,岂止三国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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