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之所以未见太子之争,并非天命所佑,实乃制度、礼法、人事与国策四者相合之果。

三百年大宋,竟无一例储位之乱,细究其因,首在宗支单薄。宋室帝王,无论北宋南宋,子嗣皆寡,且多夭折。太宗、真宗、仁宗诸帝,屡陷继嗣之忧;高宗更因无子,不得不自太祖后裔中择立孝宗。此非人谋不臧,实乃天数使然。《易》曰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”然若血脉难续,纵有良法美意,亦如无根之木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丹成九转,尚需炉火纯青;国本既虚,何谈龙争虎斗?”皇子既少,储位之争自然无从生发。
宋承五代乱世,太祖深知武人干政、宗室弄权之祸,故立国之初即定“强干弱枝”之策。皇子虽贵,不得交结大臣;宗王虽亲,不得蓄养宾客。唐时李建成、李世民各拥幕府,兵戈相向;宋室诸王,却连出入宫禁亦受节制。文官主政,武将受抑,宗室如笼中鸟,纵有雄心,亦难展翅。
加之程朱理学虽盛于南宋,然其“君臣父子”之纲常,早在北宋已浸润朝野。父为子纲,长幼有序,非但士庶遵之,天家亦不敢违。故皇子纵有觊觎之心,亦慑于礼法而不敢妄动。
张三丰尝云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宋廷以礼法澄澈朝纲,虽失几分血性,却免了骨肉相残之痛。
尤为关键者,宋朝“主弱臣强”已成定制。寇准面折真宗,吕蒙正直谏太宗,史弥远废立宁宗,韩侂胄擅权开禧——大臣权重,非独议政,实可左右国本。皇帝欲废太子?台谏群起而攻之,史笔如刀,青史留名之惧,足令天子三思。
故宋之储位,非由皇子争得,而由群臣共护。立嫡以长,立贤以德,一旦诏下,百官拱手,宗室俯首。此非仁宗、孝宗之独明,实乃制度使然。
回望汉唐明清,储位之争动辄血流宫闱,骨肉成仇。宋独不然,非其君圣,亦非其臣愚,盖因制度早设堤防,礼法深植人心,加之子息不蕃,遂使三百年间,东宫安稳,社稷无惊。诚如苏轼《晁错论》所叹:“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宋人防微杜渐,宁以文弱守成,不以雄猜启祸,此其所以久安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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