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适投效肃宗,李白附从永王,一者位至节度使,一者流放夜郎——命运之歧,实由政见之择。

唐玄宗李隆基,岂是寻常“太平天子”?其早年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唐隆政变,诛韦后、立睿宗;继而于先天二年(713年)再举兵戈,尽除太平党羽,方得独揽大权。改元开元,遂开盛世。然其心机深沉,一日之内废杀三子——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,足见其对皇权之警觉,几近苛酷。
及至立储,虽武惠妃宠冠六宫,力推寿王李瑁,玄宗却另择忠王李亨为太子。此非昏聩,实乃深思熟虑。然自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起,李亨便如履薄冰:李林甫屡构陷之,婚变两度,几近崩溃;杨国忠继之,亦不相容。若非安史之乱骤起,李亨能否终登大宝,尚属未定之天。
高适者,安东都护高侃之孙,少贫而志不堕。早岁游燕赵,入幕府,习兵事,故其诗多慷慨悲歌,如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”,非纸上谈兵之语,乃亲历烽烟之叹。安史乱起,他佐哥舒翰守潼关;城陷之后,随玄宗入蜀,擢谏议大夫。其人虽文士,然骨子里是将略之才。
李白则不然。虽有“申管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”之志,亦曾献《明堂赋》于玄宗,冀展经纶。然其性疏狂,好黄老神仙之说,尝慕吕洞宾“一剑西飞过洞庭”之逸气,又羡张三丰“松下清斋折露葵”之超然。然乱世不待仙人,只问立场。
潼关既失,玄宗奔蜀,太子李亨北走灵武,七月即位,是为肃宗。而玄宗尚在途中,于普安郡颁《命三王制》,令诸子分镇四方:永王璘领江南西路等道。高适时已识其危,力谏曰:“诸王出镇,恐启封建之祸,藩镇割据,社稷危矣!”其言未纳,然已显其政治远见。
永王璘果于江陵募兵东下,意欲据金陵以成霸业。李白时在庐山,被召入幕,作《永王东巡歌》,有“但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静胡沙”之句,豪情万丈,却不知已踏险地。昔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;今诗人择主,一步错则万劫不复。
肃宗视永王为叛逆,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,统兵讨之。高适运筹帷幄,未及交锋,永王部众已溃。李白被捕,系于浔阳狱中,几至论死。赖郭子仪力保,乃免一死,流放夜郎。途中遇赦,方得东归,晚景凄凉。
诗可传千古,政不可试一回。高适因识时务、明大势,终成唐代唯一因军功封侯之诗人;李白纵有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之豪语,终困于政治迷局,徒留“平生不下泪,于此泣无穷”之悲吟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乱世之中,才情若无慧眼相辅,终成浮萍逐浪,任风摆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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