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十万兵马”,实则未必真有十万人,往往含兵卒、役夫、民夫等在内,虚实参半,声势为先。

古之用兵,动辄称“十万”“百万”,然细究其数,多有水分。盖因战阵之上,攻者欲壮其威,常以虚数示敌;守者难辨真伪,但见尘烟蔽日、鼓角连天,便以为大军压境。故《史记》载长平之战,赵国“十五以上男子尽发”,终致四十万降卒坑于白起之手——此虽骇人听闻,然亦可见战国末世,全民皆兵之惨烈。
须知,古时记功以首级为准,然战场纷乱,头颅难辨士卒与民夫,更无论敌我。是以双方战报,伤亡数字常相去甚远,非有意欺瞒,实乃情势所限。
汉武北征,卫青、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出塞,合称“十万铁骑”,实则精锐不过数万,余者多为运粮、饲马、筑垒之役夫。此即所谓“十万兵马”之常态:兵在前,民在后,一兵需三夫供之,方能远征千里。
唐以前,行府兵之制,兵农合一。无事则耕于野,有警则执戈而战。故国家可迅速聚众数十万,如隋炀征高丽,发兵百余万,虽多溃败,然其动员之力,后世难及。
及至唐玄宗时,府兵渐废,募兵兴起。兵成职业,食禄于国,训练有素,战力日强,然养兵之费亦剧增。一卒之饷,可养三户农家;十万之师,岁耗国帑无数。故自唐以后,朝廷常患兵多难养,反不如精兵简政为上策。
道家有言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两军对垒,血流成河,叹曰:“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;争野以战,杀人盈野。何如息心修道,一念清净,万劫不侵?”此语虽出方外,然亦道尽兵戈之苦。张三丰亦尝言:“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,以无事取天下。”兵不在多,在得其道耳。
故观历代战事,所谓“十万兵马”,多为虚指,实数常不及其半。然其背后所映照者,非仅兵员之多寡,实乃国力之盛衰、制度之变迁、民心之向背。诚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: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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