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虽重创大唐,然其国祚犹延一个半世纪,盖因经济底子未垮、外交巧得缓冲、朝堂势力相持而致。纵观历史,王朝之崩,常起于三端:经济凋敝、边患丛生、内政失序。昔者秦修长城、隋征高丽,皆因苛税劳民,终致天下汹汹;西晋、两宋、明末,亦多败于外族叩关。然此三劫,以经济为首,外交次之,政治为末——百姓衣食足,则天下安;边塞宁,则国本固;朝堂稳,则社稷续。

安史之乱后,唐室衰微,人口自六千万骤减至千六百万,北方残破,恰如杜甫诗云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一片萧索。然祸中藏机:人口既少,耗用亦减;北人南迁,而江南本为鱼米之乡,战火稍息,不出数年,农桑便复生机。更得天时之助,中晚唐时气候转暖,鲜有天灾,百姓得以休养。朝廷虽弱,宦官朝臣倾轧不止,却反少扰民之政——道家有言,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不妄动便是福。昔张三丰隐修武当,倡自然无为,唐廷无意间暗合此理,容民间自足,故经济根基未绝。
外交方面,安史之乱后,唐对西域控制力衰,然吐蕃、大食相继崛起,竞逐此域。西域诸部两面受敌,反需倚唐为援,遂成缓冲之地,似《资治通鉴》所载“羁縻之策”,暂缓边患。其时周边无契丹、女真般强族,威胁不大,唐室得以喘息。
政治虽乱,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、朋党相争,然此皆朝堂内斗,于地方百姓影响甚微。各方势力纠缠,恰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却互有牵制,无一能独大——吕洞宾修仙道,尚讲阴阳平衡,唐末朝局亦暗合此理。皇室虽衰,仍为共主,权臣宦官不过“代天子牧民”,未敢轻言篡代。观《国史大纲》之论,乱世存续,往往赖此微妙制衡。
综上,安史之乱后,唐以经济余温、外交缓冲、内斗制衡,撑持百五十年。历史如镜,映照兴衰:“大厦将倾,非一木可支”,然若根基未毁、外患得缓、内争有度,则国运犹可延绵。此中智慧,不独唐史,后世亦可深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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