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没有普通话,皇帝上朝的时候应该怎么办

古代虽无现代之普通话，然历代皆有“官话”为定音，上朝以此为准，皇帝无须面对方言轰炸。

所谓“三里不同音，十里不同俗”，这山川阻隔，不仅隔断了路，也隔断了音。在很多地方，山路崎岖，交通不便，两个村落虽只隔十几里地，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，言语不通。以此推之，全国范围内方言林立，若是没有统一的标准，那场面真可谓是“鸡同鸭讲”。还好如今普及了普通话，交流无碍。但在古代，这“普通话”虽未有名，却有其实，古人称之为“官话”。

官话的源头与变迁

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，最早的官话便是以洛阳读书音为主。当年周室东迁，洛阳便成了天下的中心，那《诗经》中的风雅颂，若是用现在的方言读，怕是韵味全无，唯有用那洛阳读书音，方能读出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的古意。秦始皇一统天下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这语言的统一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便于政令通达。

这就好比道家祖师吕洞宾云游四海，虽然操着一口长安土话，但只要道法通神，哪怕是在深山老林遇到讲吴侬软语的樵夫，心意也是相通的。不过治国平天下，终究不能全靠“心领神会”，还得靠实实在在的语言标准。

世事如棋局局新，官话亦是随世运而变。衣冠南渡之时，中原士族避乱江南，洛阳官话便与吴地软语交融，形成了金陵雅音，南朝几代君主皆以此为贵。到了大唐盛世，依然尊崇洛阳读书音。元朝虽以蒙古语为尊，但汉人官场依旧沿用旧制。只是北方战乱频仍，胡汉杂处，语言掺杂了不少外来词汇，反倒是南方保留了不少古音。故而明朝立国，朱元璋定都南京，那南京话便成了当时的“普通话”。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这南京官话又跟着大部队进了北京城。

清朝初年，满语虽是国语，但面对庞大的汉文化体系，也不得不妥协，依旧以南京官话为主。随着明清两代定都北京，南京话与北京土话相互渗透，逐渐形成了北京官话。不过那时候的士大夫，还是觉得南京话更雅致些。直到雍正皇帝，这位勤政的君主设立了“正音馆”，才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，这便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了。所以，大家尽可放心，皇帝上朝时，面对的是满朝文武朗朗的官话，绝非各地方言的大杂烩。

口音惹出的祸事

虽说有官话定规矩，但凡事皆有例外，就像现在大家说普通话，也难免带着乡音。古时候也有不少名人，虽然身居高位，但这口音却是怎么也改不掉，甚至因此误了大事。

这就得说说晚清的梁启超和康有为，这两位皆是广东人，乡音极重。据说梁启超被光绪帝召见时，满口“啊、啊”的语气词，更离谱的是把“考”说成“好”，把“高”说成“古”。光绪帝虽然听得认真，实际上是一头雾水，如坠五里雾中，这场君臣奏对，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。

还有那位清朝名臣曾国藩，湖南口音更是重得离谱。有一次面见咸丰帝，这位曾大人说到兴起处，居然斥责起皇帝的过错来。偏偏他语速飞快，又是满嘴“湘土话”，咸丰帝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，只看见他唾沫横飞、慷慨激昂的样子。直到曾国藩听到旁边大臣的窃笑声，才意识到失态放慢了语速。而咸丰帝这时候才回过味来，原来曾国藩是在指责自己，顿时龙颜大怒，当场就要治他的罪。若非众大臣跪地求情，曾国藩这一次恐怕真的要因为“说话太快”而掉脑袋了。

由此可见，这语言之事，看似小道，实则关乎治乱安危。正如《易经》所云：“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”言语不通，则心意难达；心意难达，则乱象丛生。学好标准语言，不仅是交流的需要，更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功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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