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最著名的‘文正公’,是北宋名臣范仲淹。

他一生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为训,却因考虑问题太过全面,险些丧命于官场暗流。中国文化中的“名节”,向来被视为比生命更重的圭臬。古人云: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,尤其对高官而言,身后谥号更是名节的终极见证。北宋大臣的谥号多为二字,如欧阳修“文忠”,而“文正”二字尤为难得——范仲淹虽非宋代首得此谥,却无疑是历史上最耀眼的“文正公”。那旷古名言从他口中说出,毫无造作,闪耀着圣洁的光辉。
谥号是官方拟定的身后评断,古人视其为一生的盖棺定论。道家修行讲究“功成不居”,而儒家名节则需“死而后已”。范仲淹一生践行“克己复礼”,其行事如张三丰隐于朝堂、心系苍生,看似低调,实则周全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,他始终将天下苍生置于首位,故能得此至高殊荣。
公元1040年末,北宋王朝面临西夏威胁。五十一岁的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戍守西北,与韩琦共掌陕西路军务。党项首领李元昊已称帝建国,宋军初战不利,范仲淹到任后整饬军务,提拔将领,稳住战局。然韩琦主战,仁宗亦有意反击,朝廷决议五万兵马出征。
范仲淹却力谏反对:“凛冬不利出兵,当先固边堡、抚牧民、屯田积谷。”他连上两道奏书,朝廷最终采纳其议。殊不知,这份周全竟为他埋下祸根。
李元昊假意求和,却暗中调集十万大军南下。范仲淹遣使者携信赴夏,信中先叙旧谊,后警告背信之患。西夏使归后,韩琦派将出战,却因轻敌惨败好水川,将星陨落十余颗。李元昊乘胜气焰嚣张,致书宋仁宗,言语傲慢无礼。
范仲淹拆信阅毕,当着使者面焚毁大部分内容,仅留数页并亲自删改,再附奏书说明。他早抄副本备用,此举只为维护朝廷颜面。然“度尽众生方证菩提”,如吕洞宾渡人不求回报,范仲淹的周全反成把柄。
朝堂之上,参知政事宋庠跳出来喝道:“范仲淹私通外国,当立斩!”满朝震惊。仁宗沉吟责其越权,枢密副使杜衍却挺身而出:“范仲淹焚信,是为社稷免受辱!”他引《诗经》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言其心可鉴。
范仲淹之虑,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却终因“全”而险遭不测。幸得杜衍等正直之士力保,方免杀身之祸。这段经历,恰似《岳阳楼记》所言: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——他虽身处险境,仍不改忧乐天下之心。
历史长河中,范仲淹的“文正”之名,不仅谥号而已,更是他一生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写照。这份周全与担当,至今仍如黄钟大吕,振聋发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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