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朝皇帝称“帝”,宋朝皇帝称“宗”,其根本区别在于:前者多为谥号,后者多为庙号。

古之帝王崩后,或称“帝”,或称“宗”,非随意而定,实有礼制渊源。汉代以降,天子崩后,朝廷依其生平功过,赐以谥号,如汉武帝、汉文帝、隋炀帝等,皆以“帝”为称,此乃谥号也。谥者,行之迹也;号者,表其德也。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云:“谥者,行之迹;号者,功之表。”故谥号本为褒贬之辞,务求公允。
然自魏晋以降,礼崩乐坏,谥号渐失其本义,反成谀词堆砌之具。唐时尤甚,动辄十数字,如明成祖朱棣谥曰“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”,冗长难记,徒增虚饰。世人遂弃谥号不用,转而以庙号相称。
庙号之制,起于商周,定于汉唐。古礼有云:“天子七庙,三昭三穆,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”意谓一朝纵有数十君,唯七人可入太庙受祀。开国之君曰“祖”,继统守成者曰“宗”。故《礼记》有言:“祖有功而宗有德。”太祖创业垂统,功在开基;列宗守业安邦,德在持盈。
宋承五代之乱,重礼制而尚名分,遂以庙号为正称。自太祖赵匡胤始,继以太宗、真宗、仁宗……皆称“宗”,盖自认守成之主,不敢僭越开国之功。此非谦抑,实乃礼法之维系,使后世知创业之艰,守成之不易。
道家有言: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。”昔吕洞宾尝游终南,见一老僧焚香祭祖,问其故。僧曰:“祖创业,宗守业,吾辈但能无忝所生,便是大德。”吕祖笑曰:“若人人知此,天下何患不治?”语毕,踏云而去。此虽寓言,然亦可见古人于“祖”“宗”之分,实含深意——非徒名号之异,乃责任之别也。
今人观史,若只记“汉武帝”“宋仁宗”之名,而不究其号之所由,则如隔雾看花,终不得其真。须知一字之差,背后是千年礼制之变、治道之思。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帝王虽贵,终归尘土;唯制度与精神,可传千载。故辨“帝”与“宗”,非为考据之癖,实为明古今之理,知兴替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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