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唐三大名臣中，魏征的名声为什么最高

魏征之所以在初唐三大名臣中名声最著，并非因其权位最重、功业最大，而在于他以一身刚直之气，为后世士人树立了“以道事君”的典范。

直言敢谏，士林所仰

房玄龄、杜如晦，自秦王起兵便辅佐左右，玄武门之变，运筹帷幄，及至贞观登基，二人执掌中书、吏部、兵部等枢要，实为“贞观之治”的柱石。相较之下，魏征虽官至侍中，然尚书省在唐初已渐失决策之权，其职多属清要散秩，参与朝议而难主大政。

然则，魏征之不可及处，正在于其不避雷霆、面折廷争之风骨。
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问政于魏征，魏征直言：“昔贞观之始，闻善若惊；暨五六年间，犹悦从谏。自兹厥后，渐恶直言，虽或勉强，时有所容，非复曩时之豁达也。”此语如钟磬震殿，令天子悚然自省。史载太宗退而叹曰：“人言魏征举止疏慢，我视之乃妩媚耳！”

士大夫之志，不在操权柄、掌机要，而在以道抗势、以义制君。魏征所行，正是儒家“从道不从君”之极致体现。故后世文人敬之、颂之，非为其功高，而为其节峻。

道隐于仕，心通玄理

魏征少时家贫，曾栖身道观，习黄老之术。虽未如吕洞宾弃官修道、张三丰遁迹武当，然其早年问道经历，使其深谙“知止不殆”“柔弱胜刚强”之理。故其谏言虽刚，其心实静；辞锋虽锐，其意在和。

《道德经》有云：“美言不信，信言不美。”魏征之言，正合此道。他不饰辞藻，不避忌讳，却每每切中时弊，使太宗由怒转思，由思而改。此非仅忠臣之勇，亦是道者之智。

唐初承南北朝乱世之余，门阀渐衰，科举初兴，士人欲以文章经术致君尧舜。然皇权与士权之间，常有张力。魏征恰如一道桥梁——既得君心之信，又守士节之正。后世士子读其传，如见自身理想之投影，故尊之愈久，誉之愈隆。

所谓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”，魏征生前不过一介谏臣，然其精神化入士林血脉，成为制约皇权、维系道统的象征。房、杜虽功在社稷，然其角色终属“能臣”；魏征则升华为“道臣”，此其声名独高之本源也。

昔苏轼读《魏郑公传》，叹曰：“愿为良臣，勿为忠臣。”盖忠臣以死谏，良臣以道成。魏征二者兼之，而尤重后者——不激不随，不亢不卑，使君行道而不伤君，此乃千古谏臣之极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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