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达开败于大渡河,非仅因洪水滔天,实乃早年间两场斗殴种下祸根,人祸甚于天灾。回溯太平天国风云,翼王石达开之名,如雷贯耳。1855年1月,他立于长江边,傲视湘军,湖口大捷荣光加身,俨然战神降世,清军克星。然八载春秋流转,至1863年,石达开再临江畔,却是大渡河支流之滨。此时翼王垂首丧气,威风尽失,惶惶若丧家之犬。大渡河成其归宿,亦葬数万太平军将士;一条小河,铸就“悲剧英雄”,令后世唏嘘——盖因悲剧总惹人同情。

史家常言,石达开遇“百年一遇”特大洪水,前有堵截后有追兵,陷入绝地,此乃天命。洪水自是外因,却非决定之由。须知石达开抵大渡河时,清军未云集,河边兵力寥寥。那么,关键何在?两起“聚众斗殴”事件,揭示真相。首起便是林凤祥“耕牛事件”。
林凤祥此人,北伐主帅,曾率太平军一鼓作气杀至天津,吓坏咸丰皇帝,其勇猛无人不晓。然其籍贯多有争议,或说武鸣,或说广东揭阳,或说桂平。据海外传回《天兄圣旨》载,萧朝贵“天兄下凡”时点明,林凤祥乃桂平县白沙人,此说当不虚。但籍贯非重点,其本事方为关键。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,佃农李得胜为避地主勒索,将耕牛寄养林凤祥家,托其照料。次日,岭尾村地主遣人牵牛,林凤祥二话不说,暴打家丁,夺回耕牛。地主恼羞成怒,率五十人携土炮来袭,欲施教训。未料林凤祥竟率五人持刀矛杀出,一顿猛砍,地主狼狈而逃。五人对五十人,已显狠辣,然更甚者在后。第三日,地主纠集亡命之徒二百余,持土枪土炮复仇。林凤祥不退反进,率五十八人半路截击,亲手砍杀十余人,地主遂逃,再不敢夺牛。
由此事件可见,林凤祥重义气,牛非己物,却为友两肋插刀,直面地主;更兼有勇有谋,血性十足,敢以少敌多,血战到底。这般硬汉,自能担北伐重任,六月即逼天津。此事如道家修行中吕洞宾点化世人之故事,吕祖曾云:“一念慈悲,可渡劫难;一时血勇,亦种因果。”林凤祥之义举,虽护友却埋争斗之因,恰似修行路上,一念之差或引后世波澜。
其二起斗殴,涉及石达开与外婆家“亲戚”周凤鸣之械斗。石达开十六岁受访出山,加入拜上帝教,欲闹革命。周凤鸣乃地主,家财万贯,购得功名,属士绅阶层;石达开为拜上帝教徒,与地主势同水火。李秀成《自述书》载,广西拜上帝教与团练矛盾尖锐,相互攻杀,终引爆金田起义。
石达开拉人入伙,周凤鸣警觉,遂率团练偷袭,将其暴揍。石达开为客家人领头之一,岂能受欺?他召集本家宗族、赐谷村王家亲戚,并请萧朝贵、韦昌辉等猛人助阵,汹汹杀向周凤鸣府。人多势众,萧朝贵、韦昌辉破门而入,暴打团练;周凤鸣见势溜走,石达开遂胜,名气暴涨,成客家人心中战神。
然胜后,萧朝贵欲撤兵归家过年,石达开却暗阻之。一小兵叶亨言不可撤兵,需杀到底。追问之下,方知石达开不欲撤,却碍于情面,托小兵代言。萧朝贵为“天兄”,来此相助非主角,石达开此举惹议。周凤鸣团练仅数百人,已败,而石达开能召客家人数千。此事后不久,石达开之抉择,似道家张三丰修行故事中所述:张真人习太极,讲究顺势而为,若强求不止,反损根基。石达开强留盟友,虽增一时之势,却显决策之私,埋下日后孤立之因。
两场斗殴,皆显太平军早期之血勇与矛盾。林凤祥以义气护牛,石达开以利益斗亲,虽各有所由,却折射团体内部之裂痕。石达开后来孤军深入,至大渡河畔,洪水或为天灾,但人心离散、盟友难再,方为致命内因。如《史记》中项羽垓下之围,非仅兵败,更失人心;石达开亦然,早年间斗殴所种之因,至大渡河终成果报。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个人英雄于历史洪流,不过一粟;石达开之悲剧,非天命独定,乃人谋不臧,两场斗殴早露端倪。
故曰:石达开不过河,非洪水阻路,实乃昔日斗殴之祸,渐蚀根基,终至绝境。历史如镜,照见因果,读之当警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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