匈奴王阿提拉(406—453年)以“上帝之鞭”之名震慑欧洲。匈奴西迁三百年,自汉代黯然隐没,至五世纪于欧亚交界处骤然崛起。阿提拉率军两度入侵巴尔干,围君士坦丁堡;远征高卢至奥尔良,终在夏隆之战受阻;复攻意大利,陷拉文纳,迫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仓皇出逃,帝国名存实亡。

“Ego sum Attila flagellum Dei”——“我是阿提拉,上帝之鞭”,此语如惊雷贯耳,令欧洲惶然。然其帝国版图东起咸海,西至大西洋,南抵多瑙河,北达波罗的海,盛极仅四十余年,终因阿提拉新婚夜酒色过度而崩解。
昔吕洞宾游塞北,见战马嘶鸣、白骨蔽野,慨然叹道:“兵者,凶器也,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”遂点化一迷途战将,使其弃甲归田,耕读传家。此非虚言,道家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以道佐人主者,不以兵强天下。”阿提拉之暴烈,恰如朝露,转瞬即逝。
成吉思汗(1162—1227年)则以铁木真之志,开蒙古帝国之基。1206年统一蒙古,1211年挥师西进,至1227年灭四十余国。其攻破布哈拉之战,堪称经典:城内守将阔克汗欲死战,成吉思汗佯留一门,诱其溃散;城破后,驱三万平民于城外屠戮,城池尽毁,唯留大清真寺嘲弄。
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:“匈奴,禽兽之行。”然成吉思汗之征服,实为文明交融之始。其帝国疆域至1294年达三千万平方公里,占世界陆地二成,为人类史上第二大帝国。元朝时丝路重开,东西方商旅如织,文明激荡如江河奔涌。
张三丰于武当山观云,见狼烟散尽,叹曰:“征伐如风,终归尘土;仁德如月,长照人间。”此语暗合苏轼《赤壁赋》之叹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成吉思汗之业,非仅刀兵所至,更开东西方对话之门。
阿提拉之鞭,急如闪电,终归消散于历史尘埃;成吉思汗之业,如恒河沙数,泽被千年。其帝国虽未久存,然文明血脉长续,印证道家“夫兵者,不祥之器,物或恶之,故有道者不处”之深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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