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皇帝多重用舅舅而非叔叔,因外戚与皇帝无直接权力继承竞争,且势力根基浅,更易掌控;宗室近亲则易分权甚至篡位,威胁皇权稳定。

“皇亲国戚”四字,道尽王朝顶层权力格局。“皇亲”者,皇帝叔伯、侄儿,统称宗室;“国戚”者,皇后、母族,便是外戚。看似“外”字不及“亲”,然历史偏偏上演“重外戚而疏宗室”的戏码,其中玄机,藏于千年权变。
春秋战国时,宗室之权盛极,却酿苦酒。周礼之下,诸侯之子称“公子”,如齐孟尝君田文、魏信陵君魏无忌、赵平原君赵胜,皆宗室显贵。然国君重用之,反致威望旁落。鲁国“三桓”——鲁桓公三子之后,世代蚕食君权,鲁君形同虚设;齐人知孟尝君而不知齐王,魏人知信陵君而不知魏王,宗室势力盖过君王,恰似“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。国君被逼出逃、宗室篡位之事频发,不仅是一姓之悲,更是国之衰始。
道家言“祸兮福之所倚”,宗室之祸恰为外戚上位埋下伏笔。吕洞宾度人,常言“心不正,则魔生”;宗室根基深、势力广,若心怀不轨,便成皇权“魔障”。反观外戚,如张三丰创太极,以柔克刚——他们无封地、无旧部,全凭皇后、母族之贵骤起,恰似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,皇帝收放自如。
及至汉代,外戚掌权成定制。汉武帝鉴宗室之祸,设“大司马”一职,位高权重,统摄军政。首任大司马,乃皇后卫青;继任者,皇后外甥霍去病。二人虽战功赫赫,却无宗室之根基,武帝可随时易之。
武帝临终,幼子刘弗陵继位,托孤霍光。霍光总领尚书台,权倾朝野,历昭帝、宣帝二朝二十四年,二帝形同傀儡。此非霍光一人之过,实乃外戚“暴发户”特性使然——他们如无根之木,需依皇帝而存,然皇帝若弱,便易反噬。正如道家故事所言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,外戚之力,全在皇帝控驭。
对比宗室与外戚,优劣立判。宗室自出生便封王食邑,大臣趋附,势力盘根错节;外戚则如“昙花一现”,无深厚根基。篡位之祸,宗室十有八九,外戚不过一二。汉宣帝终灭霍氏,正因外戚“根基浅,易剪除”;而宗室之乱,往往牵连全国,如晋朝“八王之乱”,血流成河,岂不悲哉?
古语云“明枪易躲,暗箭难防”,宗室便是藏于帝室之“暗箭”,外戚则是握于皇帝掌中之“明枪”。皇帝重舅舅而防叔伯,非不念血亲,实乃为江山社稷计。权术如棋,一步错则满盘皆输,此中智慧,岂是“亲疏”二字可尽言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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