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皇帝并非明朝最后一位明君,然其在位前期确有中兴之象,后期怠政则埋下亡国之根。

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,朱翊钧生于裕王府,为穆宗第三子,母李氏出身微贱。时值世宗笃信道教,“讳言储贰,涉一字者死”,其生竟无人敢奏,更无名可赐。直至隆庆元年,穆宗立储,始得赐名。此子聪颖异常,经史过目成诵,深得父皇钟爱,十岁即践祚登基。
彼时虽幼,却日讲不辍,御经筵、读典籍,隆冬盛暑未尝间断。尝自诩:“朕五岁即能读书。”其勤勉之状,除太祖外,明代诸帝罕有其匹。辅以首辅张居正,整饬吏治、清丈田亩、推行一条鞭法,十年之间,朝纲振肃,仓廪充实,史称“万历中兴”——此诚大明最后一抹余晖。
万历十年之前,朱翊钧励精图治,用人唯己,生杀予夺操于宸衷。尤值称道者,乃“万历三大征”:平哱拜于宁夏,剿杨应龙于播州,援朝鲜以抗倭寇。三役皆旷日持久、兵连祸结,然终克全功。若非天子运筹帷幄,安能决胜千里?其才略,岂庸主所能及?
然张居正一殁,风云骤变。昔日敬若师保者,竟被群臣揭发“结党营私、奢侈僭越”。少年天子顿觉威仪受辱,遂亲启清算,历时二载。此举虽泄私愤,却尽废新政,使改革成果付诸东流,实为国运之转折点。
自万历十四年起,帝渐怠政,沉湎酒色,久不视朝。尤因“国本之争”——立太子事与阁臣相持十余年,终至心灰意冷。自是三十年不出宫门,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,六“不”成谶。内阁“人滞于官”,部曹“多空其署”,政令几近壅塞。
道家有言:“知止不殆,可以长久。”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世人逐利忘返,叹曰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。”万历深居九重,虽拥四海,却如《赤壁赋》所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其身在紫宸,心已遁入虚无,纵有谕旨传命,亦难挽狂澜于既倒。
辽东烽火起时,后金悄然坐大。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,努尔哈赤建号大金,铁骑南指。而天子犹晏处深宫,万事不理。大厦将倾,非一木可支;国脉已断,岂独罪崇祯?故史家断曰:“明之亡,实亡于万历。”
千秋功过,寂寞身后。神宗享国四十八载,前十年如旭日初升,后三十八年似残烛将烬。开棺验尸,遗臭青史,诚可叹也。然观其始末,非全然昏聩,实由心志溃散、道统失守所致。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失当,则鱼烂而不可食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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