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赤壁之败,实因水土不服与瘟疫等天灾地利之困,纵郭嘉、典韦俱在,亦难改其势。

曹操南征,仓促练就水军,建安十三年春还邺城,“作玄武池以肄舟师”,七月即水陆并进,“南征刘表”。七个月间强训北兵习舟楫,岂非缘木求鱼?北方士卒不习水战,水土不服,战斗力骤减,此乃硬伤。诸葛亮与周瑜洞若观火:“且北方之人,不习水战;荆州之民附操者,逼兵势耳,非心服也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纵郭嘉智谋超群,能察连环船之弊,亦难解此困。盖因水军非朝夕可成,如高原反应之症,人力岂能强破?初战失利,“操军不利,引次江北”,实为必然。典韦虽勇,不过一将之功,纵能退张飞于长坂,亦难撼动孙刘联军之大局。
南方湿冷之气,如无形之网,北兵骤入,疾疫遂生。《资治通鉴》明载:“时操军众,已有疾疫。” 军营人众聚居,一染即传,曹操纵有百万雄师,亦成病弱之躯。此非谋士可解,恰似郭嘉自身命运:随征乌桓,“自柳城还,疾笃”,终因水土不服而殁。古有吕洞宾点化凡尘,传以丹药疗百病,然《吕祖志》载其云:“天时地利,非仙术可夺。”军中瘟疫横行,纵吕仙亲临,亦难救百万士卒于湿冷寒雨之中。曹操后叹“郭奉孝在,不使孤至此”,实为情急之语。盖因南方气候与北方迥异,冬日湿冷刺骨,北兵如陷泥沼,岂是计谋所能扭转?天道循环,人力有时而穷;地利不存,人和亦难为继。
赤壁烽烟散尽,唯余江声。苏轼《赤壁赋》有句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曹操之败,非战之罪,实乃天时地利相违。纵郭嘉在侧,典韦护驾,亦如张三丰论道所言:“顺天者昌,逆天者亡。”北兵南征,本违水土之性,疾疫如影随形,岂是智谋武勇可解?后人观史,当知胜败之机,半由人事,半系苍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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