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之所以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而成功,董卓却迅速败亡,关键在于:一个重秩序、善用人、藏锋于柔;一个逞威势、失人心、刚暴自用。

东汉自和帝以降,朝纲日弛,宦官与外戚轮番执柄,如两股逆流,互为消长。皇帝年幼,则外戚秉政;及至成年,又倚宦官以制外戚。此非偶然,实乃皇权自保之术。然此等平衡,终致朝堂倾颓,士气萎靡。
彼时,四世三公之袁氏,门生故吏遍天下,然亦不过随风倒之墙头草,未尝真正主政。直至大将军何进欲尽诛宦官,其妹何太后却力阻之——非愚也,实因宦官乃其制衡外戚之唯一倚仗。一旦宦官尽除,何进独揽大权,幼主安能自保?
袁绍乘势而起,鼓动何进召外兵入京,意在一举荡清阉宦。孰料宦官先发,杀何进于宫中;袁绍遂率兵入宫,屠尽宦官。自此,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,朝堂顿成真空。豪族欲取中枢,地方将萌异志,天下之势,已如干柴待火。
董卓率西凉铁骑入洛阳,并非为屠戮而来,实欲填补权力之隙,效霍光故事,行权臣之实。观其初政,首务废立:废少帝刘辩,立献帝刘协。何也?少帝寄养道观,举止失措;献帝居深宫,应对有度。董卓以为得英主可共治天下,此非篡逆之谋,实乃欲“尊天子以令诸侯”之策。
然董卓虽有其志,却无其器。他不杀袁绍,反授渤海太守;擢拔曹操,礼遇士人,皆欲收揽人心。然其性刚烈,动辄以兵威胁众,纵兵剽掠,焚宫掘陵,百姓怨毒,士大夫离心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强梁者不得其死。”刚暴之政,虽一时慑人,终难久持。
反观曹操,迎献帝于许都,外示恭顺,内掌机要。他不废帝,不僭号,但以天子诏令征讨四方,名正而言顺。更妙者,他广纳贤才,唯才是举,荀彧、郭嘉、程昱之流,皆为其所用。且屯田养兵,安民足食,使中原渐复元气。此非仅权术,实乃治道。
昔吕洞宾游长安,见市井喧嚣,叹曰:“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”董卓执天子如执器,欲以力控之,终为天下所弃;曹操奉天子如奉神,以道御之,遂成霸业。张三丰亦云:“柔弱胜刚强”,曹操之柔,正在于藏锋于礼,寓权于名。
须知,挟天子易,服人心难;得诏书易,得天下心难。董卓恃兵而骄,曹操以义而聚,成败之分,岂在天命?实在人谋。
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权势如风月,可借不可据。曹操知此,故能借天子之名,成己之实;董卓不知,故虽握九鼎,终化尘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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