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之所以能解决刘邦未能平定的边疆之患,关键在于国力积蓄、战略革新与君主决断三者合一。

自秦末以来,匈奴盘踞北疆,如风似影,倏忽而来,掠边而去。其民逐水草而居,以马为足,以弓为臂,不筑城郭,不事稼穑。每逢霜旱之年,牛羊倒毙,部落饥馑,便南下寇边,劫粮夺物,实非好战,乃求生耳。然于中原而言,此等侵扰,如附骨之疽,日久必溃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天地有大患,不在外敌,而在内虚。”汉初立国,疮痍未复,百姓疲敝,仓廪空虚。高祖刘邦虽提四十万众北击匈奴,然步卒难追铁骑,粮道易断于荒漠。白登之围,几陷龙驾,自此汉廷只得纳娄敬之策,和亲输帛,以缓其锋——非不欲战,实不能战也。
边患之根,在国力之盈虚;胜负之机,在庙算之深浅。
文景二帝守黄老之术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。至武帝即位,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,都鄙廪庾尽满。此正如《盐铁论》所载:“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。”国富则兵可练,财丰则马可蓄。武帝乃罢和亲之策,起卫青、霍去病等少年英将,专练精骑,远出塞外。
须知骑兵之道,非一日可成。昔日匈奴“儿能骑羊,引弓射鸟鼠”,汉人则习于耒耜。然武帝设马苑于西北,募胡人教习骑射,又铸金为赏,激励士卒。及至元狩四年漠北决战,汉军分两路深入数千里,斩首虏十余万级,匈奴远遁,“漠南无王庭”。此非天助,实人力之所积也。
张三丰尝论兵法曰:“静如处子,动如脱兔。”汉初守静以养国本,武帝乘时而动,正合道家阴阳相济之理。若无文景之“静”,焉有武帝之“动”?
故刘邦之败,在国初力弱,误判敌情;武帝之胜,在蓄势既久,谋定后战。边疆之患,非仅兵戈可解,实系国运盛衰。后世观之,当知:治大国如烹小鲜,急不得,缓不得,唯待时而动,方能一举定乾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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