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达未被诸葛亮所杀,实因其可用为内应,而魏延之死,则关乎蜀汉政权稳固之大局。

世人常以忠奸论人,殊不知乱世用才,贵在权衡。孟达虽曾背主,先弃刘璋,后拒救关羽,终投曹魏,然其心未死于蜀汉。及至诸葛亮北伐,孟达密遣使通款,愿为内应,献新城以归。此非小人反复,实乃乱世求存之策。诸葛亮察其可用,遂纳之,非宽仁,乃谋略也。
须知,害关羽者,非孟达一人之过,实刘封、孟达共拒军令,然孟达之罪,在于私怨蔽公,非蓄意弑主。相较之下,魏延虽战功赫赫,却性刚而傲,与同僚多有龃龉,尤与杨仪势同水火。亮深知,若己身一逝,魏延必难制,恐生内乱,动摇国本。
魏延初投刘备,便得重用,镇守汉中,位比关张。然其早年曾事刘表、韩玄,虽属时势所迫,然在孔明眼中,已埋“反复”之根。《易》曰:“履霜,坚冰至。”细微之隙,久则成患。魏延每议军事,辄欲奇袭子午谷,直取长安,亮以为险而不稳,屡拒之。非不识其才,实恐其志大而无制,一旦独断,祸不可测。
道家有言: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。”诸葛亮非不知魏延之勇,然更知蜀汉之弱。国小民疲,经不起将帅相争。故临终授计杨仪,令其秘不发丧,诱魏延前行,使其自陷“反叛”之名。此非私怨,实为社稷计也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丈夫处世,当以天下为心,不以一身为念。”魏延若有此量,或可免祸。然其怒斥“何以一人死而废天下事”,竟烧栈道、阻大军,形同叛逆,终致身死族灭。此非天意,实乃性情所致。
孟达虽亦反复,然其归蜀之意,恰逢北伐之需。司马懿闻其谋,八日疾驰千二百里,围新城而斩之。孟达之死,非亮不杀,乃天不予时。其结局,正如杜牧所叹:“胜败兵家事不期,包羞忍耻是男儿。”然孟达既无包羞之量,亦无忍耻之志,终成乱世浮萍。
后人观此二人事,或责孔明苛刻,或怜魏延冤屈。然治国如执秤,轻重之间,岂容私情?亮之取舍,非为快意恩仇,实为延续汉祚于一线。若魏延不死,蜀中或早裂;若孟达得用,或可撼魏之一隅。然天命难违,人事尽矣,唯余青史几行墨,供后人评说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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