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珅之所以能得乾隆宠信,非仅因巧言令色,实乃才具与机缘兼备,然其权势之盛、贪欲之炽,终成大清由盛转衰之隐忧。

世人常以“巨贪”二字蔽和珅之全貌,殊不知其初入仕途,实有真才。和珅祖上虽已没落,然袭三等轻车都尉之职,非布衣起家。其人眉目清朗,举止温雅,竟有“美姿仪”之誉——此语本多用于女子,然置于和珅,亦不为过。
史载一日,乾隆问:“‘虎兕出于柙,龟玉毁于椟中’,是谁之过?”和珅应声答曰:“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”此语出自《论语》,应对如流,深合帝意。乾隆遂留意其人,后知其通满、蒙、藏诸语,应对四方使臣,如臂使指,实为难得之通才。于是擢拔如飞,未几便总揽户部、吏部、内务府等要职,权倾朝野。
乾隆好巡幸,尤爱江南烟雨。六下江南,靡费巨万。国库空虚之际,和珅献策:以“议罪银”制度代刑罚,官员犯过,可纳银赎罪。此法虽解一时之急,却开贿赂之门,致使纲纪日弛。然不可否认,和珅确有理财之能——其名下当铺七十五处,银号三百余间,更与广东十三行及英吉利东印度公司通商往来,俨然一国中之“私家财神”。
然其财源,半出经营,半出贪墨。嘉庆抄家时,所没资产折银逾八亿两,相当于清廷十余年岁入。此非一人之富,实乃一国之蠹。乾隆晚年纵容至此,岂非“养痈成患”?
昔吕洞宾尝言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。”和珅聚财如山,终不免白绫赐死,家产充公。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,正应了《道德经》那句:“甚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。”
和珅亦非粗鄙之徒。清史载其熟读《春秋》《三国》,尤好《红楼梦》——此书当时尚为禁书,若非和珅力保,或早已湮没。他常与乾隆唱和,奉旨赋诗,其《嘉乐堂诗集》中多有应制之作,格律工整,深契上意。彼时天子好文,和珅便以“骚人”自居,投其所好,亦是其固宠之术。
张三丰真人曾云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和珅之才,若用之正道,或可为一代能臣;惜其顺帝王之欲,逆天下之公,终堕尘网,不得超脱。观其一生,非无忠心,然忠于一人,而负天下,此所谓“小忠大奸”也。
故曰:和珅之受宠,非偶然;其败亡,亦非不幸。才足以济世,而志溺于利,终为权钱所噬。后人观之,当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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