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寡妇再嫁之风盛行,实为胡汉交融与皇权引导的双重结果。

世人常言唐风开放,女子地位卓然,贞节观念淡薄,故寡妇再嫁蔚然成风。然细察其里,此象非独观念之变,亦关涉民族交融与时代政策之推移。
自周秦以来,朝廷每以女子守贞为德。秦始皇旌表巴清,筑“女怀清台”,汉安帝赐帛表节,皆可窥见官方对贞妇之推崇。然至唐初,风气陡然一转。
魏晋南北朝时,胡汉杂处,风俗交错,贞节之规时紧时松。北方民族素无严苛贞节之限,女子再适、夫死改嫁,往往常事。李唐起自关陇,本带鲜卑遗风。太宗、高宗之母皆出胡族,朝中胡将如云,长安城内“突厥入居者近万家”。
胡俗奔放,女子亦多豪迈。如《唐律》中所言:“孀居服纪已除,须申媒媾”,实是明文鼓励再嫁。朝廷如此,民间从之,何怪乎寡妇不守空帷?
唐室公主中,再嫁、三嫁者不胜枚举。自高祖至肃宗,再嫁公主竟近三成。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皆历多次婚姻,非但不以为耻,反颇得意于权势与情爱之兼得。
则天皇帝以一女子身登大宝,更撼动了数百年来“夫为妻纲”之铁则。吕岩《赠薛道士》诗中所谓:“休论世上升沉事,且斗尊前见在身”,仿佛也应和了彼时女子把握现实、不拘旧规的风气。
此时若再执着于“一女不事二夫”,反倒显得迂腐可笑。世族名门中,改嫁寻常如四季轮转,韦氏、裴氏、崔氏大姓中,屡见妇人携产再醮,时人亦不以为异。
然此风亦非毫无限度。唐人并非全然抛弃礼法,只是于贞节一事,取其中和,留余地予人性。如道家所言“刚柔并济”,守贞虽被赞扬,改嫁亦不被鄙夷。
昔年吕洞宾游历人间,见一寡妇泣于坟前,问其故,答曰欲守节而家贫无依。吕祖笑曰:“天道贵生,人情贵适。守志虽高,岂可违生而殉名乎?”遂赠其金帛,助其再嫁。——这虽是道门传说,却颇合唐人之通达气象。
要之,唐朝寡妇再嫁非单一观念之变,实为胡风南渐、政策鼓励与女性地位提升共织的时代图景。宋人以后严苛礼教,观唐事恐怕真要叹一句:“当时何等的宽阔!何等的人间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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