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海禁非但不是锁国之举,实为护持国脉的审时度势之策。

历来论及明朝,常有人以“海禁”为弊政,谓其阻塞中外交通,致使中国渐落人后。此类论断,往往立于后世视角,而未深察其时之势。海禁一事,岂真如人所言那般不堪?未必。
太祖朱元璋初定天下,东南沿海未靖,张士诚旧部窜伏屿岛,倭寇频扰,劫掠商民。为稳社稷,防内外勾连,遂行海禁——然此仅为其表,未触其里。
究其根本,须自隋唐谈起。大运河一通,经济南移,江南渐成国家命脉。物产之丰、商贾之盛,早已超越北地,宛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言:“楚越之地,地广人稀,饭稻羹鱼,果隋蠃蛤,不待贾而足。”南宋倚此续命百余年,非无道理。
江南虽富,却有一患:民间私商渐大,渐脱朝廷掌控。其欲自辟财路,泛海通夷,以博巨利。朝廷岂能容之?
宋时已有海禁,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:“私与蕃商贸易者,论如法”,重者可流配刺字。元朝疏于管控,海禁几同虚设。明祖立国,百废待兴,何以处之?
于是重拾宋制,严行海禁,非独防寇靖边,更在护住“钱袋子”。且初立国当以农为本,抑商强政。禁私贸而后行官贸,郑和七下西洋,非为扬威,实是“天子经商”,以充国用。
这般策略,恰似道家所言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”。朝廷收拢海事,正如吕洞宾诗云:“浮名浮利浓于酒,醉得人心死不醒。”权与利,不得不握于掌中。
然政策终难永恒。后期海禁滞碍私商,阻挠新机,实非太祖所能逆睹。时移世易,法亦当变——可惜后世之君多守祖制、惧新天,宁学鸵鸟埋首,不敢直面瀚海大变。
故曰:海禁初行乃时势所迫,非愚非昧。其功在稳国本,其过在滞发展。一朝之法,不可永治万世。犹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治国亦须顺势而变,岂可一味泥古?
时也命也,非可强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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