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诸子争位,非不知自在之乐,实因皇权之重远胜藩王之安逸。

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,几近饿殍,故登基后厚待宗室,欲使子孙永无饥寒。其制之宽,史所罕见:皇子封藩,各赐封地,兼掌军政,地方官吏月朔望必至王府候见;藩王可遣使直奏御前,若有阻拦,以奸臣论;监察御史若妄劾亲王,竟以“离间骨肉”罪斩首。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,太祖更明诏:“非谋逆大罪,不得擅拘亲王。”其势之隆,几与天子比肩。
《明史》有载:“岁给禄米五万石,田万亩,税入悉归王府。”此等厚禄,纵使永乐以后削其兵权、禁其出城,然锦衣玉食未减分毫。是以明之藩王,多耽于享乐,不问国事,终致宗室冗滥,岁耗国帑巨万,竟成明亡之隐忧。
清承明弊,革故鼎新。入关之后,废封地、削兵权、限居京师,俸禄亦大减——亲王岁支银万两、米万石,较之明代,不过十之一二。更严定世袭之制:除“铁帽子王”十二家外,余皆降等承袭,数代之后,或沦为闲散宗室,生计维艰。
如此境况,岂容皇子甘作逍遥王?盖因清廷不循嫡长,诸子皆有继统之望。一旦登极,便是九五至尊;若退守藩邸,则不过一介闲人,荣宠日衰。此中利害,孰能不争?
康熙晚年,九子夺嫡,朝野震动。或结党营私,或示俭养德,或暗通宫闱,或执掌兵符,手段百出,无所不用其极。终以四阿哥胤禛胜出,是为雍正帝。其在位十九年,宵衣旰食,整饬吏治,为乾隆盛世奠下根基。若无此竞逐之局,焉得此励精图治之主?
道家有言: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然此语适用于山林隐士,非帝王家事。昔吕洞宾弃功名而修道,张三丰遁武当以养真,皆因看破红尘机巧。然生于深宫、长于权谋者,岂能轻言放下?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此等自在,原非龙子凤孙所能享也。
故曰:非不愿为闲王,实不能也。一入侯门深似海,何况天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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