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和雍正作为父子关系 两人审美为何相差那么大

乾隆与雍正父子审美之差，并非天性使然，实乃时势造英雄、境遇定性情之故——雍正承康熙积弊，如履薄冰，故尚淡雅；乾隆处盛世巅峰，志得意满，遂好繁缛。

观雍正一朝，批折至三更，国库空虚如洗，其御用瓷器素胎薄釉，青花仅一二笔，恰似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”。彼时他整日与奏章为伴，曾对心腹叹道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，火候过猛则焦，装饰过甚则伪。”此等境界，暗合道家“清静无为”之理。昔年张三丰游武当，见山民以粗陶饮茶反得真味，笑指：“华屋终有倾时，茅檐方存久远。”雍正之审美，恰如这山间茅檐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审美分野：简素与堆砌

雍正案头无他物，唯砚台一方、朱笔数支。其御览书画，仅钤“雍正御览”四字小印，如秋水映月，不着痕迹。反观乾隆，素有“盖章狂魔”之讥，每得名画必连盖“古稀天子”“八徵耄念”等数十方印玺，直教后人叹其如牛皮癣附骨。某次展阅《快雪时晴帖》，竟累盖十七印，王羲之墨迹几被朱砂淹没。此等行径，岂非《庄子》所谓“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”乎？乾隆若见吕洞宾点石成金故事——仙人赠贫士金丹，嘱其“点一足矣”，贫汉贪多反化尘土——或当掩卷三思。

经济根基迥异，乃审美分流之源。雍正登极时，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，日日盘算填补康熙亏空，曾自嘲“如捧漏碗行于沙地”。其衣饰常补缀数处，妃嫔首饰亦多用点翠代珠玉。及至乾隆，承父辈积攒四千余万两库银，自诩“天朝上国，无所不有”，遂令造办处堆金砌玉。某年南巡，仅苏州织造呈贡缂丝龙袍即耗银三万两，时人私议：“雍正省一两银可活十口人，乾隆掷一杯酒足购百亩田。”

史笔春秋：严父与宽子

后世多赞乾隆宽仁，因其甫登基即释雍正所囚宗室，八王爷允禩重获自由时老泪纵横。然细究其因，实乃乾隆深谙“宽严相济”之妙——父以霹雳手段显，子借菩萨心肠收。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批折至寅时，抄家追赃只为充实国库，某日朱批竟带血痕：“尔等谓朕刻薄，可知无米之炊更刻骨乎？”此等苦心，恰似张三丰授徒时言：“打坐先要忍腿酸，治国岂可避血泪？”

乾隆晚年自号“十全老人”，御花园遍植奇花异木，连茶碗都要镶十八颗宝石。某日见雍正旧砚，笑问近侍：“此物何用？”侍从答以批阅奏章，乾隆摆手：“朕自有玉砚，何须此粗物？”殊不知当年雍正握此砚时，正逢山西大旱，批文“速拨库银三十万两”数字，墨迹与泪痕相混。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，雍正所守者正是此等天然清景，乾隆却逐人工锦绣而失天地大美。

至若盖章之癖，更见性情分野。乾隆六下江南，所经名寺古刹皆留御题，灵隐寺方丈苦求：“陛下留墨本是荣宠，然每题必盖十方印，恐后世疑佛门成印铺。”此语传入宫中，乾隆仅付之一笑。而雍正在圆明园“深柳读书堂”题匾，仅落单款“雍正御笔”，至今墨色清雅如初。八仙过海故事中，铁拐李破葫芦济民，何曾刻名其上？审美高下，正在这“有我”“无我”之别。

父子二帝，一为守成之鹰，一为展翅之鹏。雍正如深潭静水，映照乱世疮痍；乾隆似春江潮涌，卷尽太平锦绣。后人论史，常以乾隆“十全武功”为盛，却不知《菜根谭》早有明训：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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