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家大师结局多凄惨,盖因其术以严刑峻法为根,既触权贵之逆鳞,又失人情之温润,终不免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之命。

战国之世,列国纷争,唯变法者强。魏用李悝,首开霸业;楚用吴起,饮马黄河;秦用商鞅,终并天下。法家之术,似灵丹妙药,能富国强兵,然观其代表人物——吴起乱箭分尸,商鞅车裂于市,韩非子鸩死狱中,皆不得善终。此非偶然,实有深因。
法家之变,首在破旧立新。吴起在楚,颁“减爵禄之令”,使贵族“往实广虚之地”;商鞅在秦,废世卿世禄,行军功爵制。旧贵根基动摇,恨之入骨。楚悼王、秦孝公一死,二人即遭反扑。此如《史记》所记:“宗室贵戚多怨望者。”利益之争,从来血腥。
更甚者,法家重功利而薄人情。商鞅“日绳秦之贵公子”,刑黥太子师傅,积怨畜祸;韩非子虽集法家大成,博采众长,然同门李斯妒其才,进谗于秦始皇,终致冤死。朝堂之上,斗争酷烈,非友即敌。此间道理,恰似道家所言“刚强易折”,一味用强,反伤自身。
昔有道家仙人吕洞宾,游历人间,见权谋相争,叹曰:“红尘白浪两茫茫,忍辱柔和是妙方。”法家大师却少此柔润,只知以法绳人,以势压人。商鞅“相秦不以百姓为事”,韩非子虽思想精妙,却难容于同侪。故《资治通鉴》中司马光评法家:“专任刑法,而民不聊生。”其术愈精,其祸愈速。
韩非子之死,尤显政治之诡谲。他师从儒家荀子,却成法家集大成者,思想深得秦始皇欣赏。然其初在韩国献策,不受重用;至秦,献书建言,树大招风。李斯恐其夺宠,遂谗言构陷。秦始皇一时昏聩,令下狱赐死。韩非子不堪辱,自尽而亡。
此等故事,令人想起八仙中的曹国舅,本为皇亲,却因宫廷斗争弃官修道,终得超脱。韩非子才华横溢,却困于权斗,未能如道家人物般看破名利。其著作《韩非子》中,虽强调“法、术、势”,却未料自己成为术势之牺牲品。古诗云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。”法家助君主集权,然权成之日,亦为自身埋祸之时。
法家治理下,君权与相权之争日益激烈。商鞅权倾朝野,秦孝公临终前竟试探让其继位,惠王杀之,非仅复仇,更为除权臣之患。后白起、李斯之事,皆延续此局。君主专制,伴君如伴虎,法家大师身处漩涡中心,焉能保全?
综观之,法家思想虽成就霸业,但其严苛寡恩,既触怒贵族,又引发同僚倾轧,更与君主权力冲突。大师们致力于变法图强,却忘了“物极必反”之道。道家《道德经》云: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。”法家过盈,终致倾覆。历史长河中,此理屡试不爽,足为后世警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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