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善长虽有朱元璋亲赐丹书铁券,却仍于古稀之年被满门抄斩,其根本原因在于:功高震主、牵连逆案,皇权不容丝毫隐忧。

元末乱世,群雄并起,朱元璋自濠梁微末崛起,终成一代开国之主。其间文臣武将,如云从龙,而李善长实为其中砥柱。彼时朱元璋尚在郭子兴帐下,李善长已倾心相随,运筹帷幄,调度粮饷,使军无乏食、民有归心。及至大明立国,封六公,李善长居首,官拜中书省左丞相、太子太师,赐丹书铁券,许以“免死”之誓——此诚洪武朝文臣之冠冕也。
昔张三丰尝言: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。”然李善长虽知进退之机,却难逃天威之网。道家所重者,非仅功业,更在藏锋守拙。吕洞宾点化世人曰:“金印紫绶,不如一瓢饮。”惜乎李氏未悟此理,终陷于权势之渊。
胡惟庸案发,朝野震动。初,李善长举荐胡氏为相,本欲固权,孰料反成祸根。胡惟庸专断朝政,匿奏不报,触怒太祖。朱元璋雷霆震怒,遂兴大狱,株连三万余人,几尽扫文官之林。李善长虽暂得脱身,然圣心已疑,昔日信任,如冰消雪释。
十年后,李善长年逾七十六,早已致仕归第。忽有告发,言其曾收胡惟庸通敌密信而不奏,形同包庇逆党。朱元璋览奏,忆及旧日誓言,然皇权如炉,岂容半点星火?遂下诏:“铁券可免寻常死罪,岂能赦谋逆之嫌?”于是阖门七十口,尽赴市曹。
史家观之,非李善长真有反意,实乃皇权独尊之下,功臣皆成隐患。《道德经》云: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。”李氏久居高位,不知止足,纵有铁券,亦难抵天子一念之疑。此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功名富贵,终归尘土。
李善长之死,非一人之悲,实为洪武朝功臣命运之缩影。自是而后,中书省废,六部直隶天子,皇权达于极致。所谓丹书铁券,不过帝王权术之饰物耳。狡兔既死,走狗安得不烹?此非天道无情,实乃人主驭下之常理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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