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一介布衣到当朝太子的导师胡瑗的开挂人生却是从落榜开始的

北宋仁宗朝，有士人胡瑗，自布衣而至太子之师，其人生之转折，竟始于科场屡试不第——此非命运之嘲弄，实乃厚积薄发之始也。

十年投书，志在圣贤

胡瑗，安定人氏，少时即显颖悟，五经成诵，文思敏捷，乡里称奇。其父亦尝言：“此子非凡器。”然家道中落，虽出官宦之后，实无余资供其游学。然贫不能夺其志，家藏典籍，尽为所读。彼时士人皆以科举为进身之阶，胡瑗亦不例外，然七赴礼部，皆名落孙山。

昔吕洞宾初试不第，遂弃儒入道，终成仙真；张三丰亦曾困顿科场，后隐武当，悟道通玄。世间功名，有时不在金榜，而在心志之坚、学问之深。

胡瑗既屡试不第，未生怨怼，反自省曰：“吾学未精，识未广。”遂与友人共赴泰山，结庐苦读。十年之间，攻苦食淡，夜不就寝，唯以圣贤之书为伴。每得家书，但见“平安”二字，即投涧中，不复展读，恐扰心志。此“投书涧”之举，后世传为佳话，正所谓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。

明体达用，开教化之先

年逾四十，胡瑗再试仍黜，遂决意弃科举，归乡设帐授徒。此一转身，非退避，实乃另辟蹊径。他以“明体达用”为教旨——体者，圣贤之道；用者，经世之务。此说上承孔孟，下启程朱，实为理学之滥觞。

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胡瑗不求速达，但务根本，故其教也，不尚空谈，而重实学。如《礼记·学记》所云：“君子之教，喻也。”其在苏州、湖州讲学，弟子盈门，范仲淹守苏，闻其名，即聘为主讲，并令子纯佑执弟子礼。此非仅识才，实乃识道也。

其“苏湖教法”，分经义、治事二斋，因材施教，使学者各得其所。此法后被朝廷采为太学规制，天下郡县效之。仁宗召见，虽布衣而赐坐论道；神宗尊之为“真先生”，与富弼、欧阳修、包拯并称“四真”。六十四岁，竟为太子师，桃李满朝，程颐等皆出其门。

世人常以登第为成功，然胡瑗七试不第，终成一代宗师。可见，一时之挫，未必是终局；若能守志不移，转困为机，则落榜之日，恰是开挂之始。

昔苏子瞻游赤壁，叹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，盖言天地之大，岂独功名可限？胡瑗之志，不在金榜题名，而在道统之传。其十年寒窗，非为一纸功名，实为千秋教化。故其虽起于布衣，终立于庙堂之上，非侥幸，实德业之所至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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