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,最后为何以悲剧收场?

答案藏在权力与忠诚的夹缝之间,一位托孤重臣终被权谋吞噬。
长孙无忌自幼随舅父长孙晟辗转边塞,少年时便与李世民结下深厚情谊。贞观元年(627年)的玄武门之变,正是他与房玄龄、尉迟敬德等人密议后,促成李世民先发制人的关键一役。彼时李建成遣使携重金拉拢李世民旧部,长孙无忌却将密信呈于李世民,直言:“殿下若迟疑不决,恐夜长梦多。”
这段往事常被后人比作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典故——权谋如牡丹般绚烂,却终究难逃凋零的命运。李世民登基后,将长孙无忌封为齐国公,欲拜为宰相,却遭朝臣弹劾“权宠过盛”。
唐太宗曾当面将密奏呈给长孙无忌,言:“此奏我已阅,唯信卿一人。”然这番信任终究成了双刃剑。贞观十七年(643年)立储之争,长孙无忌力主立李治为太子,却遭唐太宗质疑:“汝此举,莫非因李治乃汝甥?”无忌答:“臣所见者,太子宅心仁厚,堪为守成之主;若遇乱世,则当推吴王李恪。”
这段对答令后人唏嘘,恰似张三丰论太极阴阳——刚柔相济方为正道,然权力场中,刚柔之辨往往成为致命伤。
显庆四年(659年),长孙无忌被诬“谋逆”,流放黔州。许敬宗伪造证据,最终逼其自缢而亡。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,竟落得如此结局。
长孙无忌之死,实为权力结构异化的缩影。
其一,在于武则天的崛起。这位后来的女皇早在唐高宗时期便对长孙无忌心存芥蒂,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:“武后之志,岂容旧臣?”
其二,在于李治的优柔寡断。唐太宗临终前曾告诫:“朕托孤于卿,若见李治有失,当力谏之。”然这位被长孙无忌视为“仁厚”的太子,却在许敬宗蛊惑下,对舅舅的忠心视而不见。
这段历史常被比作赤壁之战的教训——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,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终将湮灭。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言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长孙无忌的悲剧,正是这种宿命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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