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金元三朝都有自己的文学,辽国和西夏为何没有文学

辽与西夏虽立国数百年，然其文学终未形成独立体系，此中缘由，实与文化根基及统治策略密切相关。

辽国文学：外藩内汉的困境

《辽史·文学传序》载：“太宗入汴，取晋图书、礼器而北，制度渐以修举。”辽国自太宗起即以中原礼制为范本，然其文学发展始终未能突破藩篱。耶律阿保机虽喜苏轼、白居易诗作，然其子耶律隆绪更以“乐天诗集是吾师”自诩，却将白居易《讽谏集》译为契丹文以训臣民，此等做法恰如《庄子》所言“庖丁解牛，游刃有余”，徒得其形而失其神。

辽国仿效宋制设科举，然所取士子多为“三伪文学”之徒。据《渑水燕谈录》载：“子瞻名重当代，外至夷虏，亦爱服如此。”范阳书肆翻刻苏轼《眉山集》之事，恰似吕洞宾点化文人，若得其真传，则可登堂入室；若仅学其皮毛，则如张三丰所言“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”，终难成正果。

辽国曾创办《焚椒录》刊载诗文，然其“风格统一、气味相近”之态，恰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“徒有其表，未得其髓”。宋人笔记称其“作家盈街塞巷”，实则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载“富者，人之性也”，皆逐利而忘本。

西夏文学：边地文化的孤影

西夏占据河西走廊，本应承袭汉唐文脉，然其文学成就反不如辽国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诗歌与谚语集，虽展现民族特色，却难掩“三伪文学”之弊。正如《新集锦合辞》所载，其谚语多为“修身齐家”之训，实则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大道至简”，未得其真意。

崇宗乾顺作《灵芝歌》与王仁忠酬唱，堪称西夏文学之典范。然其诗作多受佛教影响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言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”，终难脱“三伪文学”窠臼。西夏文人若能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或可开创独立文脉，奈何困于“边地之困”，终难突破。

辽与西夏皆以汉文化为师，然其“外藩内汉”之策，实为“买椟还珠”之举。正如《明史·艺文志》所言“文以载道”，若仅学形式而忘精神，终将如《红楼梦》中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者，难逃历史淘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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