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莽当政后做了哪些改革不仅修改制度还喜欢修改地名！

王莽当政后推行了一系列包括土地国有、废除奴隶制、币制改革等制度变革，同时对地名进行了大规模修改，近乎偏执，这源于他儒家复古的理想主义。

在东西两汉之间，新朝的开国皇帝王莽，因那些看似“超前”的改革，常被后人戏称为“历史穿越者”。除了土地国有、废除奴隶制、币制改革、盐铁国营等举措——这些常被比作“社会主义改造”——王莽还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痴迷：更改地名。这种偏执，在历代帝王中堪称独一份，短短十四年间，竟改了全国近半的地名，郡县之名翻覆如云雨，倘若天假以年，只怕山河称号皆非旧物了。

王莽的儒家复古梦

王莽出身西汉外戚王氏家族，其姑姑王政君为汉元帝皇后，家族权倾朝野，九人封侯，五人任大司马，是当时的顶级豪门。然而，与族人奢靡生活不同，王莽自幼研习儒学，生活简朴，为人谦恭，宛如道德楷模，这使他迅速崛起，于公元前8年官至大司马。即便位极人臣，他仍维持“圣人”光环，甚至因儿子杀奴而逼其自尽，可见其儒家信仰之深。

西汉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土地兼并严重，农民破产为奴或为盗，天下呈现末世景象。加之天人感应学说盛行，人们将希望转向王莽，视其为救世圣贤。公元9年，在朝臣百姓拥戴下，王莽代汉自立，建立新朝。他言必称三代，事必据《周礼》，一心恢复周制，梦想构建大同社会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改革宜缓不宜急，但王莽却反其道而行，托古改制，急功近利。

道家修行中，吕洞宾曾因执着于丹道而险些走火入魔，后得钟离权点化，方悟“道法自然”之理。王莽的偏执，恰似此境：他沉浸儒家经典，将《周礼》奉为圭臬，却忽略了时势变迁，改革如筑沙成塔，终难持久。这种狂热，不仅体现在制度上，更淋漓尽致于地名更改中。

地名更改的疯狂

王莽对地名的修改，可谓疯狂。据统计，新朝郡从106个增至116个，91郡改名；县从1587个略减至1585个，730县易名。短短十四年，全国一半地名遭改，若王莽寿长，恐无地留旧名。这种改动，非为实用，纯为“应经”——即迎合儒家经典。

汉武帝时，全国分十三州一部，作为监察区。王莽即位后，认为“汉家地广二帝、三王，凡十三州，州名及界多不应经”，遂据《尧典》改为十二州。交趾改为交州，凉州改为雍州，并撤销司隶校尉部，京畿并入雍州。这些改动尚算合理，但至郡县一级，王莽便彻底放飞自我。

新莽天风元年，王莽废两郡，设十五郡，改七十六郡名，仅二十五郡幸免。最先下手的是长安洛阳所在的东西二都：改西汉京师为西都京兆郡，分三辅为六尉郡；在洛阳设东都，改河南郡为保忠信郡，改周边六郡为豫州六队（即六遂），形成两京六尉六队之制。古时“队”通“遂”，取顺遂之意，源自《周礼》乡遂制度。

《新莽职方考》记载：“周官大司徒掌六乡……遂人掌六遂”，王莽以此为依据，试图复刻周代行政区划。并州、益州等地也成重灾区，八郡之名皆改。这种更名，不仅繁琐，更导致行政混乱，百姓官吏无所适从，正如《史记》中评述：“变古乱常，不死则亡”，王莽的改革，正陷此窠臼。

地名频繁更改，看似小事，实则映射王莽改革之弊：脱离实际，泥古不化。官吏需重新熟悉地名，文书传递易错，民生受累，天下渐生怨言。这红色警醒我们，变革需顺应时势，若只执迷经典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。王莽的失败，后汉学者班固在《汉书》中直言：“莽性躁扰，不能无为”，其改革如狂风暴雨，终难持久。

王莽的改革，包括地名更改，皆源于儒家复古理想，却忽略了现实复杂性。他像一位痴迷修道的隐士，执着于古籍符咒，却忘了道在日用之间。最终，新朝短短十余年便崩溃，王莽身死国灭，留给后人无尽思索。历史长河中，改革者当以史为鉴，莫让理想沦为偏执的狂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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